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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把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董仲舒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天。是指秦末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天，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用天来限制他。

当时董仲舒为什么要采用天人感应的形式来戒惧皇帝呢原因是：西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西汉王朝统治人民虽然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质上仍因袭秦制，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武帝好法术、刑名。重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加强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上疏汉武帝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的主张，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允许官吏与百姓争抢利益，盐业、金属业都有百姓自己掌控，除去奴婢制度、擅自斩杀的威严，降低赋税，减少徭役，让人民休养生息，减少民力消耗。这些主张，首先，打击豪强势力，加强中央政权的力量；其次，暂时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阶级专政，防止社会进一步动乱，防止农民起义。董仲舒吸取秦灭亡教训，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提倡德治，革除秦时的弊政，进行更化。他的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专政。他认为，严刑峻法，给统治阶级带不来稳定的统治秩序，不能维持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他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理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并上疏汉武帝：作为帝王应该秉承上天的意思进行办事，因此，应该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董仲舒的著作很多，有一百多篇文章、词赋传世，尚存的有及严可均辑录的文章两卷。

董仲舒在历史上的评价也是有口皆碑。：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不过，董仲舒取得的那些成就也不是凭空而来。

董仲舒取得的那些成就完完全全的是董仲舒努力的结果。

据说，就有这样一个关于董仲舒努力学习的故事。

董仲舒，自幼天资聪颖，少年时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和睡觉。其父董太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让孩子能歇歇，他决定在宅后修筑一个花园，让孩子能有机会到花园散散心歇歇脑子。第一年，董太公一边派人到南方学习，看人家的花园是怎样建的，一边准备砖瓦木料。头一年动工，园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蜂飞蝶舞。姐姐多次邀请董仲舒到园中玩。他手捧竹简，只是摇头，继续看竹简，学孔子的，背先生布置的诗经。第二年，小花园建起了假山。邻居、亲戚的孩子纷纷爬到假山上玩。小伙伴们叫他，他动也不动低着头，在竹简上刻写诗文，头都顾不上抬一抬。第三年，后花园建成了。亲戚朋友携儿带女前来观看，都夸董家花园建得精致。父母叫仲舒去玩，他只是点点头，仍埋头学习。中秋节晚上，董仲舒全家在花园中边吃月饼边赏月，可就是不见董仲舒的踪影。原来董仲舒趁家人在赏月之机，又找先生研讨诗文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董仲舒的求知欲愈见强烈，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家书籍，成为儒学大师。

第二百四十一章独尊儒术

挑起董仲舒，就免不了说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一回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图形。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始自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一文，而与他同时代的“国学大师”梁启超18731929年则从未承认并使用这一说法。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的统治政策。易白沙将其解释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西汉初年，汉高祖不喜儒学，使儒家的学术源流几乎断绝。博士制度虽承秦制依然存在，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