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8章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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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慎重研究后，枢密院细微调整了与占城国的军事条约，随后上报官家，官家予以批准。

而对辽、夏两国的外交，在嘉祐十年同样也取得了重要突破。

经过双方充分但不友好的交流，辽国的耶律洪基迫于耶律重元所带来的军事压力，不敢真的跟大宋撕破脸，最终同意了放弃已占领的北起古长城、南到黄嵬山、西至灰河的这片方圆上百里的土地。

不过，耶律洪基碍于面子，更碍于得给朝野一个交代，所以并不肯无条件放弃，而是要求大宋方面予以金钱补偿。

如果用金钱能买来土地，那大宋早就买回幽云十六州了，有这种好事，官家自无不同意的道理陆北顾倒是想再跟辽国方面再掰扯掰扯，但官家乃至诸公生怕惹怒辽国导致谈判破裂，最后什么都得不到，故而也只得作罢。

最终宋辽双方约定，由大宋出钱五十万贯买回这片古长城以南的土地。

喔，原本澶渊之盟约定的大宋对辽输送的岁币，是每年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约合三十万贯铜钱，而后来经过“庆历增币”，约定在原岁币基础上，新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约合五十万贯铜钱。

换句话说，就是多出一年的岁币钱。

而在陆北顾看来，别说用钱买土地，没额外要求来一次“嘉祐减币”都算便宜辽国了，但在诸公乃至官家看来，这已经是很划算的条件了不出一兵一卒，就收回了一片重要的战略缓冲区，不仅能够使得宋军在代州方向重新占据整个古长城，还能够依托雁门关构建起一道对辽的完整防线。

怎么说呢？

谈不上“竖子不足与谋”，但大宋中枢确实是缺乏极限施压的意志力，只想着见好就收，实在是令人有些遗憾，颇有些“臣正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之感”。

当然了，如果从老成谋国的角度来讲，大宋君臣做出的集体决策也没什么问题就是了。

而后，宋辽双方约定明年正月正式完成交割，不过这笔钱最后怎么解决，中枢议了半天也没有议出来。

反正意思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说。

最后还是官家带头发扬了一下精神，说这个钱的大头，也就是三十二万六千五百零七贯，可以从“奉宸库”里面出，至于剩下的不到十八万贯，则需要文武百官集体捐款。

如果说“内藏库”是供整个内廷来使用的话，那么“奉宸库”就纯粹是官家个人的小金库了，乃是康定元年，由官家下令合并宣圣殿库、穆清殿库、崇圣殿库、受纳真珍库与乐器库组建而成，专门收存金玉、珠宝等秘藏珍宝。

三十二万六千五百零七贯这个数字，有零有整，显然官家是把自己仅存的私房钱，或者说棺材本，都给拿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文武百官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这钱摊到每个人头上也不多，而且两府相公们也带头了，最终就是通过按官阶来由高到低扣俸禄的方式，把钱凑了出来，确保做到官阶越高交钱越多，以免太过影响中下级官员的日常生活。

从这一点上来讲，两府相公们还是挺君子的，没想着自己象征性的交钱，然后把大头都分摊到

这也是因为在大宋，大多数两府相公都是出身普通家庭，通过科举考试考进士，然后一步步走过来的，都清楚中下级官员在京生活不易，所以也确实不忍压榨。

而不管怎么样，在大宋君臣看来，通过集体募捐买回了长城故地，这都是一场很了不起的外交胜利，故而也在对内宣传方面，好好地大肆宣扬了一番。

普通百姓没出钱，自然没什么意见，也颇有些与有荣焉之感。

对于这种赢麻了的操作，顿生无力感的陆北顾自有一番心思不提。

至于对夏，因为有大顺城之战作为前提，取得的外交成果要更加辉煌一些，李谅祚亲笔写就国书，向官家致歉，承认自己御下不严导致嘉宁军司的边将擅起边衅，希望大宋能够予以原谅。

当然了，这话就是骗鬼的。

不过即便如此，求和的态度也算是摆到位了，双方旋即正式结束了短暂的交战状态，重新恢复和平。

夏国嘉宁军司所部兵马已从金汤城、白豹城等处撤回原驻牧地，各城池寨堡的留守兵力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同时因为交战状态结束，大宋这边，沿边三十里内的蕃部熟户也已陆续返回了旧寨。

而大宋方面对夏明显比对辽有心理优势，在谈判中，对榷场贸易和青盐禁运两方面都咬的很死。

李谅祚被迫承诺不再袭扰横山沿边熟户，亦不再招降番部，大宋方才同意了暂时恢复边境上的榷场贸易，不过这也是只是暂时恢复，是否完全恢复，要视夏国接下来的态度而定。

但在大宋内部，因为巨大的财政压力，又爆发了新一轮的争吵。

司马光上了一份奏疏。

这份奏疏很长，从头到尾没有提国债，却通篇都在论“信”。

他引经据典，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论语》的“民无信不立”，再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洋洋洒洒数千言，最后归结于一句。

“朝廷之信，不在账册之详、不在张榜之频，而在朝廷之政，是否以民为贵。若朝廷以民为贵，则不借国债，民亦信之今日朝廷发国债以纾民困，固是不得已之举，然国债之偿，终究要靠来年之税入，来年之税入，终究要靠百姓之膏血。朝廷今日借民之财以救民，明日取民之财以偿债，救民乎？剥民乎？”

虽然读着会血压飙升，但司马光的有些话，还真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他认为国债是朝廷向百姓伸手借钱，然后用百姓自己的血汗钱去还，而这笔钱不是朝廷挣来的，实则是朝廷从百姓身上刮来的，所以发国债的本质，是在透支未来的民力。

这个逻辑并非全然无理。

司马光的担忧则在于，国债偿债的“锚”在将来税入增长，而这个“增长”必然来源于对百姓更充分的汲取。

所以发国债跟加税，在本质上有啥区别呢？

但问题是，眼下朝廷面临的根本矛盾，不是未来会不会汲取百姓膏血的问题，朝廷就算没发国债，就不汲取百姓膏血了吗？当然也汲取。

而且，不发国债，眼下饥荒这一关就过不去，饥民要么饿死、要么造反，不管哪样，对百姓的伤害都远比未来被朝廷汲取膏血要大得多。

更何况，从“开源”的角度来看，其实司马光的立论前提就不成立，因为大宋不仅是对内通过征税获取财富，更可以在未来通过对外贸易获取财富。

所以陆北顾不仅并不打算写奏疏去反驳司马光，反而亲自去建议富弼不要在朝会上公开批驳。

“司马君实所论，并非无理。”

陆北顾说道：“若朝廷发债成瘾，年年发、层层发，债滚债、息加息，最终确实会如他所言，变成朝廷向百姓伸手的无底洞。所以这笔国债，必须只发此一次的非常之举，待朝廷渡过难关便立即停止，永不再发唯有这样，国债才不至于沦为后世子孙的枷锁。”

富弼沉默了片刻，只说了这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