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8章 结党营私吸血游戏（2 / 2）
严嵩靠“写青词”（嘉靖迷信道教）上位，与儿子严世蕃（“小丞相”）构建“全链条权力网”：
-控制内阁：通过“票拟权”（代皇帝批奏章）安插亲信，六部尚书中“五人属严党”，地方总督、巡抚“半出其门”。吏部尚书吴鹏（严党）将“官员任免”变成生意，“文官三年一考，武官五年一迁”，每次考核“需向严党缴‘孝敬钱’，否则降职”；兵部尚书丁汝夔（严党）主持边防，“将良马分给亲信，劣马拨给边军”，导致“庚戌之变”时蒙古兵临北京，明军“无马可用”。
-勾结厂卫：让严世蕃与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结拜，利用“诏狱”（特务监狱）迫害异己。沈炼弹劾严嵩“十大罪”，被诬陷“通倭”，“杖毙于狱，五子戍边”（《明史·沈炼传》）；杨继盛弹劾严嵩，被“廷杖一百，关三年，最后凌迟处死”，临刑前“观者数万，无不落泪”。
-垄断言路：将御史、给事中（言官）全部换成亲信，规定“凡弹劾严党者，先贬斥，再下狱”。御史桑乔弹劾严嵩亲信鄢懋卿，“当日被贬，三日后下狱”，最终“瘐死狱中”；给事中吴时来弹劾严党，被“充军烟瘴之地”，“家人皆被株连”。
2.暴富神话的制造：从“盐引专卖”到“卖官流水线”
严党的财富规模，创下中国古代“官员腐败”纪录：
-盐引垄断：将两淮、两浙盐引（卖盐许可证）全部分给亲信盐商，每引“抽成三钱”，一年获利200万两（明朝年财政收入约400万两）。盐商王崇古（严党）“岁入盐利百万两”，为讨好严嵩，“以黄金为屋，白银为地”建造豪宅，仅“庭院中的假山就耗资十万两”。
-卖官明码标价：“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知府三千两”（《万历野获编》），仇鸾买“大将军”花200万两，上任后“克扣军饷，导致庚戌之变”（蒙古兵临北京）；鄢懋卿（严党）任“巡盐御史”，赴两淮巡盐时“收盐商贿赂二百万两”，其出行“携妾三十余人，以香车百辆载之”，沿途“州县官跪迎，稍不如意即罢官”。
-工程贪腐：主持“宫殿修建”时，“每十万两工程款，私吞七万两”，用“劣质木料”充“金丝楠木”，导致宫殿“三年即漏”。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紫禁城大火，重建三大殿，严嵩“虚报工程款三百万两，私吞二百万两”，连“地砖都用青砖冒充金砖”，被工匠揭发后，竟“将工匠灭口”。
1562年严嵩倒台，抄家清单《天水冰山录》记载：黄金3.2万两、白银202万两、玉器8000件、田地2.7万顷，相当于明朝三年财政收入。严世蕃曾狂妄宣称：“朝廷不如我富！”
3.体系的崩溃：从“边防废弛”到“民变四起”
严党的掠夺，让明朝从“嘉靖中兴”跌入深渊：
-边防彻底烂掉：严嵩亲信仇鸾主持边防，“克扣军饷，士兵饿死大半”，蒙古俺答汗兵临北京时，“京营士兵竟拉不动弓”；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因非严党，屡遭打压”，倭寇趁机“侵扰东南，杀掠数十万”，朝廷“束手无策”。
-财政破产：严党私吞盐税、矿税，导致“国库空虚，边军无饷”，嘉靖末年“欠军饷数百万两，士兵哗变数十次”；为补亏空，朝廷“加征田赋”，农民“一亩地缴两税，十室九空”，河南“人相食，死者十之五六”。
-民怨沸腾：地方官为讨好严嵩，“加征赋税三成”，浙江“矿工起义，连破七县”，江西“农民起义，响应者数万”。严嵩倒台后，明朝已“病入膏肓”，张居正改革虽短暂回光，但“严党后遗症”（财政枯竭、民心尽失）已无法根治，最终在万历后期彻底崩溃。
六、明末东林党：“清流”外衣下的“利益同盟”
东林党以“讲学议政”起家，却沦为比“严党”更隐蔽的结党营私集团，最终成为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1.权力网络的搭建：从“东林书院”到“朝堂拉锯”
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以“清流”自居，实则构建“江南士绅利益网”：
-科举结党：录取“东林党人”主持乡试、会试，“非东林门生不得中进士”，形成“东林-复社”科举垄断。天启年间，周延儒（东林党）任主考官，录取“复社成员”40人，其中“陈子龙、吴伟业”等皆为复社骨干，后“官至尚书”，形成“复社控制文坛，东林控制官场”的格局。
-京察夺权：利用“京察”（官员考核）排挤异己，万历三十九年京察，将浙党、齐党官员“尽数罢黜”，朝堂只剩“东林嫡系”。吏部尚书赵南星（东林党）主持京察时，“凡非东林者，无论贤否，一概贬斥”，连“素有清名”的御史汪应蛟（浙党）也被“以‘浮躁’罢官”，朝野哗然。
-舆论操控：通过“东林党报”（如《东林点将录》）抹黑对手，将政见分歧说成“正邪之争”，凡反对者皆扣“阉党”“奸佞”帽子。左光斗（东林党）撰写《明末忠烈纪实》，将东林党人塑造成“忠臣”，将非东林党人斥为“奸贼”，甚至“篡改史书，歪曲事实”，影响至今。
2.暴富神话的制造：从“反对矿税”到“土地兼并”
东林党表面“反对贪腐”，实则为江南士绅（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利：
-阻挠工商税：万历派矿税监征收工商税，东林党以“与民争利”反对，实则江南纺织业、盐业多为东林党人所有。据《明神宗实录》，苏州织户中“东林党人占三成”，他们“每年逃税超百万两”；顾宪成的侄子顾大章“经营布庄十座，年逃税银五万两”，却被东林党称为“贤士”。
-土地免税：东林党人多为江南大地主，通过“优免”（士绅免税）政策，霸占全国三分之一土地却“不缴一粒粮”。徐阶（东林党前辈）在松江府（上海）“占田二十四万亩”，“门生故吏遍布州县”，“优免”依附人口“数千家”，导致“松江府税粮，百姓承担九成，徐阶家承担一成”，百姓“卖儿鬻女仍缴不足”。
-漕运分赃：控制漕运，允许“粮船夹带私货”，每船私货获利“抵正粮十倍”，东林党人李三才任凤阳巡抚时，“岁入私财二十万两”，其“扬州豪宅，园亭之盛，甲于江南”，却被东林党称为“为民请命之臣”。
3.体系的崩溃：从“党争误国”到“崇祯自缢”
东林党的“伪善”，让明朝失去最后挽救机会：
-朝政彻底瘫痪：天启、崇祯年间，东林党与阉党（魏忠贤）、浙党无休止争斗，“边关告急，朝堂仍在骂战”。皇太极围锦州时，东林党主张“增兵”，阉党主张“议和”，争论三个月“兵未发一卒”，最终“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李自成逼近北京时，东林党反对“南迁”，却“无一人提出战守之策”，坐视北京陷落。
-财政完全破产：东林党废除工商税，只能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农民“卖妻鬻子仍缴不足”，最终“逼反李自成”。据《明季北略》，崇祯十七年（1644年），“全国欠饷数百万两，士兵哗变百余次”，北京城破时，“国库仅存白银四十万两，而东林党人家产合计超千万两”。
-人心尽失：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江南农民“争附之”，因为“东林党免税，而他们要缴双倍税”。1644年，崇祯自缢前叹：“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这里的“诸臣”，首指东林党。清军入关后，“江南百姓竟‘箪食壶浆迎清军’”，因为“清军承诺‘减免赋税’，比东林党更得民心”。
七、清朝和珅党羽：“贪腐帝国”的最后狂欢
乾隆晚年，和珅构建的“和珅党”，将结党营私推向“前无古人”的规模，也为清朝的衰落埋下伏笔。
1.权力网络的搭建：从“御前侍卫”到“二皇帝”
和珅靠“揣摩圣意”上位，十年内从“御前侍卫”升至“文华殿大学士”，构建“和珅控制中枢，亲信掌控地方”的网络：
-控制军机处：和珅任“领班军机大臣”，将“奏折批阅权”攥在手中，“凡不利于己者，扣而不发”；军机章京（秘书）全由亲信担任，汪如龙（和珅亲家）任“领班章京”，“所有奏折先送和珅，再送乾隆”，乾隆晚年“眼花耳聋”，和珅“挟天子以令诸侯”，被称为“二皇帝”。
-地方亲信网络：将“总督、巡抚”换成亲信，福长安（和珅党）任“户部尚书”，国泰（和珅党）任“山东巡抚”，李侍尧（和珅党）任“云贵总督”，形成“中央-地方”利益链。国泰在山东“勒索州县官，每县需缴‘孝敬钱’十万两”，否则“以‘亏空’治罪”，地方官“被迫盘剥百姓”。
-垄断科举：和珅任“殿试读卷官”，将“状元、榜眼”判给“行贿者”，苏凌阿（和珅亲家）“目不识丁”，却靠行贿任“大学士”，时人讽刺：“和珅跌倒，苏凌阿吃饱。”
2.暴富神话的制造：从“议罪银”到“万国进贡”
和珅的财富，相当于清朝十五年财政收入，其掠夺手段“集历代之大成”：
-议罪银制度：发明“官员犯罪可缴银免罪”，“贪腐一万两，缴银五千两可免罪”，导致“官员肆无忌惮贪腐”。陕甘总督勒尔谨“贪腐百万两”，缴银五十万两“官复原职”；河南巡抚王士俊“勒索百姓”，缴银二十万两“调任湖广总督”，议罪银“每年入和珅私囊超百万两”。
-垄断贡品：将“万国进贡”的珍品“先挑最优者”，乾隆收到的“只是次等品”。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进贡的“蒸汽机模型”“步枪”，被和珅“截留自用”；西藏进贡的“大活佛金佛”，和珅“换以铜佛，金佛归己”，其“藏宝楼”中“珍珠手串二百余串，比乾隆多十倍”。
-土地兼并与经商：在全国“占田八千顷”，“北京、天津、苏州皆有当铺、银号”，仅“北京‘和记当铺’就有二十座”，垄断“粮食、丝绸”贸易，“低买高卖，牟取暴利”，每年“经商收入超百万两”。
1799年和珅倒台，抄家清单显示：黄金3.3万两、白银300万两、当铺75座、田地8000顷，总资产“约白银八亿两”（清朝年财政收入约5000万两），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
3.体系的崩溃：从“白莲教起义”到“鸦片战争”
和珅党羽的掠夺，让清朝“康乾盛世”戛然而止：
-吏治彻底腐败：“官员以贪腐为能，以清廉为愚”，地方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为常态，百姓“冤情无告，只能起义”。1796年白莲教起义，“参与者数十万”，口号“官逼民反”，清军“耗时九年才镇压，耗银二亿两”，国库为之一空。
-军备废弛：和珅党羽控制军权，“军费被挪用，士兵形同乞丐”，八旗兵“骑马坠地，射箭脱靶”，乾隆末年“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竟需招募乡勇”，暴露清军战斗力之弱。
-埋下鸦片战争伏笔：和珅垄断对外贸易，“压制西方科技”（如截留蒸汽机模型），导致清朝“闭目塞听”；官员贪腐让“海防废弛”，广州虎门炮台“炮弹多为实心弹，无法炸敌”，为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埋下祸根。
八、崩溃规律：结党营私的“死亡公式”
从东汉到清末，结党营私摧毁王朝的路径高度一致，如同预设好的“死亡程序”：
1.权力垄断→排斥异见：用“党同伐异”清除有能力的官员，只剩“庸碌之辈”，体系失去纠错能力；
2.利益输送→财政枯竭：公共资源被私分，国库空虚，只能“加税→民变→再加税”，陷入恶性循环；
3.暴力护盘→民心尽失：用“特务统治”“诬陷株连”镇压反抗，百姓从“忍耐”到“绝望”，最终“揭竿而起”；
4.内耗加剧→外敌趁虚而入：王朝在党争中自我削弱，边疆民族或农民起义军“一击即溃”。
就像癌细胞扩散：初期只是局部病变（小圈子利益），中期破坏器官功能（官僚、财政体系），晚期全身衰竭（社会崩溃），无药可救。
结语：权力的“潘多拉魔盒”
结党营私的本质，是“权力不受约束时的必然堕落”。它制造的暴富神话，从来不是“能力创造”，而是“掠夺转移”——用整个体系的崩溃，换少数人的奢靡。
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滋生结党；没有透明的监督，营私就会泛滥。从东汉“五侯”到清末和珅，那些在权力网络中狂欢的人，最终都与王朝一起，埋葬在自己挖掘的坟墓里。这或许是人类政治文明最沉重的教训：权力是把双刃剑，挥向别人时，终会砍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