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军旅训练志，宣公第四年（1 / 2）
俗话说得好，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与军官，离不开军营中千锤百炼的磨砺，更需始终怀揣为家为国的赤诚情怀与坚定理想。即便身处远离战火的和平年代，那份在戍边守土、保家卫国的实践中淬炼出的钢铁意志与高尚品格，以及在每一次坚守中对军人担当的生动诠释，仍是成长路上至关重要的基石。
回望整个军旅生涯，那些在训练场上浸透迷彩服的汗水，那些在边防哨所熬过的寒夜，那些在演习中与战友并肩冲锋的瞬间，都成了刻在骨血里的印记。
刚入伍时，踢正步踢到脚踝红肿，端枪瞄准练到手臂僵直，也曾在深夜的宿舍里偷偷想家。可当第一次穿上挂满勋章的礼服，听着国歌在广场上回荡，看着国旗在晨风中升起的那一刻，忽然就懂了“家国”二字的分量——它不是课本里的铅字，而是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是身后亿万灯火的安宁。
和平年代没有枪林弹雨，但考验从不停歇。在雪域高原的哨所，氧气稀薄到连说话都费力，却要日复一日巡逻在国境线上，用脚印丈量每一寸土地；在抗洪救灾的堤坝，泡在齐腰深的洪水里扛沙袋，饿了就啃口干粮，累了就倚着树干打个盹，眼里盯着的始终是身后村庄的安危。这些时候，没人喊过苦，因为身边总有战友递来的一块压缩饼干，总有一句“我来替你”的担当，这种默契让“军人”二字有了更鲜活的模样。
如今再看，那些磨破的作训服、晒黑的皮肤、结痂的伤口，都是成长的勋章。它们见证着从青涩新兵到合格军人的蜕变，也让“保家卫国”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坚守：是岗亭里挺拔的站姿，是训练场上不放弃的冲刺，是危难时刻第一个往前冲的背影。这大概就是军旅生涯最好的馈赠——让我们在平凡的坚守里，读懂了什么是真正的担当。
军旅训练，从概念定义上来讲，是军队为提升战斗力、培养合格军人而开展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技能与体能训练，涵盖队列操练、武器操作、战术演练、野外生存等诸多具体科目，是军人掌握军事本领、适应作战需求的基础途径。
然而，当我们尝试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理解和认识其中所蕴含着的深刻内涵时，我们也能发现，它远不止是技能的传授与体能的锤炼。训练场上，每一次重复的踢正步，是在培养令行禁止的纪律意识——一令一动间，磨去的是个人的散漫，凝聚的是集体的整齐划一；每一次极限体能后的咬牙坚持，是在锻造永不言弃的意志品质——汗水浸透衣衫、肌肉发出抗议时，支撑人挺下去的，是“掉皮掉肉不掉队”的信念；每一次战术演练中的协同配合，是在培育生死相托的战友情谊——一个眼神的默契、一次及时的掩护，让“战友”二字超越了简单的称谓，成为可以交付后背的信任。
和平年代的训练，更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它以日复一日的严苛，让军人在看似枯燥的重复中筑牢“时刻准备着”的警觉，在模拟实战的环境中练就“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底气。那些晒黑的皮肤、磨破的手套、磨出的茧子，都是将“保家卫国”的信念转化为实际能力的见证，让军人在真正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刻，既有迎难而上的勇气，更有从容应对的实力。
与此同时，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除去对行军用兵和保养调整，以及兵法策略和战争武器的使用外，对于军人整体素质和各项技能的训练与强化，以保证其绝对的战斗力，在世界战争史上，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
至于历史上的名人大家，以及兵法策略智慧史上“名垂青史”的大将将领与大师们，也无疑是在用他们的着作典籍、名言警句以及生动事例，向我们阐述说明这一切。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写下“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强调了战争对国家的重要性，更暗含对军人素质的极致要求——唯有经过严苛训练的军队，才能在“死生之地”护国安邦。他在吴宫教战，以宫女为卒，用严明的号令与反复的演练，让弱质女子蜕变为令行禁止的“军队”，正是用实例印证：训练是战斗力的基石，哪怕是看似柔弱之辈，经系统磨砺亦可成锐旅。
罗马帝国能纵横欧亚，离不开其军团日复一日的重装行军与阵型演练。士兵们负重数十斤徒步百里，在烈日下反复操练龟甲阵、楔形阵，每一次步伐的统一、每一次盾牌的衔接，都将个体力量凝聚成无坚不摧的集体战力。这种将训练融入日常的坚持，让罗马军团在冷兵器时代创下了“无敌军团”的神话。
民族英雄岳飞练兵，讲究“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更注重“精忠报国”的信念与实战技能的结合。他带领岳家军在黄土地上反复演练骑兵冲锋、步兵协同，甚至独创“连结枪”阵法，让士兵在训练中既练技艺，更铸忠魂。正因如此，这支队伍才能在抗金战场上所向披靡，留下“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千古赞誉。
这些跨越时空的例证，无一不在诉说：训练从来不是简单的技能重复，而是将信念、纪律、智慧与力量熔铸于一身的过程。无论是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还是现代战争的科技装备，军人的素质始终是战争胜负的核心变量，而训练，正是锻造这种素质的熔炉。
至于我们呢这些平凡又普通的国之公民与老百姓们呢，在励志参军报国，并完成各项考核与审查，同时又穿上军装戎装的那一刻，在我们的心里，是否有铭记的先辈们，以及有坚定的意志信念和的理想担当，去扛起去扛起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当军装的纽扣第一次扣紧领口，当帽檐下的目光望向飘扬的军旗，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滚烫的热流——那是想起狼牙山五壮士纵身跃下悬崖时的决绝，是念及董存瑞托举炸药包时的坚定，是看到加勒万河谷英雄们用身躯筑成界碑时的震撼。这些先辈的身影，早已化作无形的力量，在我们心头刻下“寸土不让”的信念。
我们或许只是千万士兵中最普通的一个，训练时会为了一个标准的持枪动作反复修正，巡逻时会在寒风中紧了紧冻僵的手指，站岗时会默默数着星星等待黎明。但每当想起身后是父母的嘱托、家乡的炊烟，想起新闻里万家灯火的安宁，便会握紧手中的钢枪。这份担当，不必说豪言壮语，就藏在每次出操时踏响的正步里，藏在演练时“坚决完成任务”的应答里，藏在夜深人静时岗亭上那盏永不熄灭的灯里。
穿上军装，就意味着把“小我”融入“大我”。曾经会为想家偷偷抹泪的少年，终将在一次次摸爬滚打中学会坚强；曾经或许有些散漫的性子，终将在“令行禁止”的纪律中变得刚毅。因为我们知道，这身戎装连接着家国，我们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身后的山河无恙添一块砖、加一片瓦。这便是平凡士兵的坚守——用最朴素的信念，扛起最厚重的期望。
当我们缓缓展开历史脉络长卷，回望人类社会漫长发展演进历史时，我们便会发现，在中国、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虽然军队建制各有不同，同时根据海陆空以及通讯、运输、补给、太空等不同领域衍生出多样的军兵种，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等中央与地方的武装力量也各有职能侧重，但“以练为战、以战促练”始终是军事发展的核心逻辑，而体育锻炼与军事训练的深度交融，更是贯穿其中的鲜明主线。
与此同时，对于部队士兵军旅训练的训练强度和训练要求，以及思想、技能、心理、纪律等多维考核标准，也是随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科技的日新月异，要求愈发科学、精准且贴合实战。
训练内容不仅有单兵体能训练，还有武器操作、环境感知、协同配合、紧急事件应对等等一系列内容。
这些训练内容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既立足单兵作战素养的夯实，又注重团队作战体系的构建，最终指向实战化需求，为应对多样化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坚实支撑。
关于士兵和军官军旅训练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原始部落社会，便已显现出最初的雏形。那时虽无“军队”的明确概念，但部落间为争夺生存资源、防御外敌侵袭，成年男性会自发组织起来，进行简单的战斗技能练习。
他们以石块、木棍、骨制兵器为道具，模仿狩猎时的追击、围堵动作，演练群体冲锋、列阵防御等配合方式——这便是最早的“协同训练”；为提升体能与力量，他们会通过攀爬悬崖、投掷重物、长途奔袭等方式强化身体，以适应部落冲突中的对抗需求；而部落中的首领或经验丰富的老者，会凭借过往的战斗经验，向年轻人传授攻防技巧与应变策略，扮演着早期“军官”的角色，承担起训练组织与指挥的职责。
这些原始的训练形式，虽简陋粗糙，却已蕴含“体能锤炼、技能传承、群体协作”的军事训练核心要素，为后世军事训练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也折射出人类在生存与安全需求驱动下，对有组织战斗能力的早期探索。
与此同时，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孕育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同时期世界各国各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址的洞穴岩壁画、石制玉制乃至早期青铜金属工具器皿，还有其他手工艺品中，对于军队士兵与各级军官军旅训练领域的认知认识，也留下了模糊却珍贵的印记。
比如，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镞、骨矛，磨制精细且形制趋于统一，暗示着当时已有针对狩猎与冲突的工具使用练习；良渚文化的玉琮、玉钺等礼器，常与大型墓葬相伴，钺作为早期兵器的象征，其规整的制作与仪式化使用，可能与部落首领对战斗技能的掌控及相关训练的组织有关，折射出“训练者”与“被训练者”的层级雏形。
世界范围内，欧洲洞穴壁画中描绘的群体狩猎场景，人们手持长矛、弓箭呈队列状围猎巨兽，动作协调有序，可视为早期群体战术训练的生动再现；两河流域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记载了苏美尔城邦时期“士兵需每日练习射箭与持盾”的简单要求，虽简陋却表明训练已被纳入有组织的社会活动。
这些文物与遗迹虽未直接呈现“训练”的完整过程，却通过工具的标准化、群体行动的协调性、权力象征与兵器的关联，印证了早期人类对“提升战斗能力”的有意识探索——这种探索既是生存本能的驱动，也是军旅训练文化的源头，为后世军事训练体系的形成埋下了文明的种子。
紧接着在这之后不久，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生产关系的逐步优化与生产工具的迭代升级，人类社会逐渐脱离蒙昧，向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演进。在此过程中，中国、欧洲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明里，军队士兵与各级军官军旅训练领域，也随之走向系统化、专业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征。
在这一时期，军队中不同等级将军将帅，以及不同阶层和不同领域划分士兵的训练，其内容往往也会有些许差别，但整体上都要求要对兵书和六艺以及传统经典有较高的掌握水平，同时在维护国家民众安全，对外战争的一系列事件中，对于士兵拥有强健体能、对兵器的使用掌握、不同兵种搭配不同阵列兵法战术默契配合、以及对服从上级的统一领导与感召性，还有其他各项能力水平，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这些内容，都不是墨守成规，反而是在战斗实践中不断磨砺改进，进而配合发展衍生出的全新战法策略，针对性的对相应的士兵训练内容进行灵活调整取舍。
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政权和聚居地区，以及在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朝代年代，军旅训练则呈现出与中原农耕文明截然不同的特色，既保留着游牧、狩猎民族的原始勇武基因，又在与中原文化的碰撞融合中不断演进。
而这一切，在雨后春笋一样规模庞大且数量众多的专业领域着作典籍和诗词歌赋、话本小说以及其他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时代浪潮下，这些内容也无不生动的体现展现出来。
在中国，早在夏商西周时期，便有了记载军事训练与战争智慧的早期文献与器物。甲骨文与金文中，“射”“御”等字频繁出现，印证了“六艺”中军事技能训练的重要地位；《尚书·甘誓》《尚书·牧誓》作为战前动员令，虽聚焦于号令与纪律，却也折射出对士兵“用命”“敢战”的训练要求——这种要求不仅是技能层面的，更包含对统帅权威的绝对服从。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的烽火加速了军事训练的革新，兵书典籍与实战案例交相辉映，形成了中国古代军旅训练的第一个高峰。
这一时期，“兵学”成为显学，训练不再局限于单一技能传授，而是上升为包含战略思维、战术协同、纪律养成的完整体系。《孙子兵法》提出“兵者，诡道也”，推动训练从“列阵而战”的僵化模式转向“因敌制胜”的灵活应变——军队开始模拟不同敌情进行演练，如在山地练伏击、在平原练方阵、在水畔练舟战，针对性提升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能力。《吴子》更是强调“教战之令”，规定士兵需熟练掌握“坐作进退、疾徐疏数”的队列变换，将领则要通晓“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指挥艺术，这种“上下同练”的模式，让训练效率大幅提升。
实战中的迭代尤为显着。魏国吴起创立“武卒制”，对士兵的训练标准堪称严苛：需身着三重甲、背负弓弩箭矢、携带三日口粮，半日内奔袭百里仍能投入战斗，达标者可享田宅免税的优待，这种“以练代选”的机制，催生出战国初期最精锐的步兵。秦国则通过“军功爵制”激发训练热情，士兵在日常对练中表现优异或实战立功者可晋升爵位，使得秦军“勇于公战”，弓弩射击、短剑刺杀等技能的训练强度远超六国，最终凭借“虎狼之师”的战力统一中原。
文学作品中，对训练的刻画也愈发鲜活。《诗经·小雅·车攻》描绘周天子会同诸侯狩猎的场景，“之子于苗，选徒嚣嚣。建旐设旄，搏兽于敖”，看似是田猎，实则是借围猎演练军队的调度与协同，与实战训练异曲同工。《左传》记载齐鲁长勺之战，曹刿“彼竭我盈，故克之”的战术思想，背后是鲁国军队对“一鼓作气”士气训练的深刻理解——这种将心理训练融入实战节奏的智慧，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可以说，春秋战国的军旅训练，既是“百家争鸣”在军事领域的延伸，也是战争需求倒逼的必然结果，其“实战导向、体系化训练、奖惩结合”的理念，为后世两千余年的军事训练奠定了坚实基础。
秦两汉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与疆域拓展，推动军旅训练进入规范化、规模化的新阶段，其核心在于将分散的军事智慧整合为服务于中央集权的训练体系。
秦朝承继战国军事遗产，更以严苛律法强化训练效能。《秦律杂抄》中明确规定，士兵射箭不中者要受罚，马匹驯养不佳的骑士需赔偿，这种“以法督训”的模式贯穿日常。秦军的训练突出“协同作战”，步兵方阵与骑兵、弩兵的配合需经过反复演练，考古发现的秦俑坑中，士兵姿态各异却阵列严整，正是标准化训练的生动写照。而为巩固边疆，戍边士卒还需在长城沿线进行适应性训练，如山地攀爬、要塞守卫等，确保在复杂地形中快速响应。
汉代军事训练则因对匈奴的长期作战而更重骑兵建设。汉武帝时期，从匈奴降者中学习骑射技艺，在京城设立“羽林骑”“期门军”等精锐部队，专门训练骑兵的奔袭、迂回战术。名将霍去病麾下的骑兵，能在荒漠中长驱千里，其“闪电战”式的作战能力，源于日常对耐力、马术及野外生存的高强度训练。同时，汉军重视兵器与训练的结合，随着铁器普及，环首刀取代青铜剑成为主流，士兵的劈砍训练比重随之增加，近战格斗技巧更趋实用。
这一时期的训练还注重“文武兼修”。军官需研习《孙子兵法》《吴子》等兵书，汉武帝曾命霍去病学习兵法，虽遭婉拒，却可见对将领战略素养的重视；普通士兵则通过“教射”“教战”等集体训练，既提升技能，也强化对皇权的认同——如汉军常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口号激发斗志，将思想教化融入训练日常。
文学与史学中，对训练的记载更为详实。《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描述霍去病部队“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字里行间可见其骑兵的耐力训练成果；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中，李广“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的射术，背后是“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的常年苦练。东汉乐府诗《十五从军征》中“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感慨，虽聚焦兵役之苦，却也从侧面反映了士兵在漫长军旅中持续接受训练的常态。
秦汉的军旅训练，以“大一统”为背景，将标准化、实战化与思想凝聚相结合，既巩固了王朝的军事优势，也为后世封建王朝的军事训练提供了“以法统训、以战促训”的范本。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绵，军事训练在分裂与融合的激荡中呈现出多元碰撞的特点，实战需求倒逼下的战术创新与兵种协同成为训练的核心导向。
三国鼎立时期，各路诸侯为争夺天下，无不以严苛训练打造精锐之师。曹操推行“军屯制”，士兵战时为兵、闲时为农，训练与生产结合，既保证了军队的持续战斗力，又通过农耕劳作锤炼体能。其麾下“虎豹骑”作为精锐骑兵，选拔标准极高——“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训练中侧重马术与集团冲锋，在长坂坡追击战中展现出惊人的机动性与冲击力。蜀汉诸葛亮则注重技术与训练的结合，改良连弩后，专门训练士兵掌握“十矢俱发”的操作技巧，其“八阵图”更是将阵法训练推向极致，通过反复演练各兵种在阵中的进退配合，实现“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的灵活防御。
两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带来了游牧民族的骑兵训练传统与中原步兵战术的深度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后，鲜卑骑兵开始学习中原的阵法与纪律训练，而汉族军队也借鉴游牧民族的骑射技艺，形成“步骑协同”的新训练模式。如前秦苻坚麾下的军队，既有擅长奔袭的氐族骑兵，也有精通方阵的汉族步兵，训练中强调“骑兵扰敌、步兵歼敌”的配合，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训练还注重“因敌制宜”。面对不同对手的战术特点，军队会针对性调整训练内容：对抗北方游牧民族时，强化骑兵的长途奔袭与马上格斗；征讨南方政权时，则增加水军训练，如东吴的“楼船”部队，士兵需熟练掌握划船、登船作战等技能，周瑜在赤壁之战中能以火攻取胜，与吴军对水战战术的反复演练密不可分。
文学作品中，《三国演义》虽多有演绎，却也折射出当时训练的特点：关羽“温酒斩华雄”前的青龙偃月刀操练，展现了武将对兵器的极致掌控；赵云“七进七出”长坂坡，其马术与枪法的熟练度，正是长期高强度训练的体现。而《三国志》等史书中，对“合肥之战”张辽率八百勇士冲击孙权大营的记载，字里行间可见曹军日常近战搏杀训练的成效。
总体而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军旅训练，在分裂与战乱中打破了固有模式，通过多民族、多战术的碰撞融合，进一步丰富了军事训练的内涵，为隋唐时期军事体系的成熟积累了宝贵经验。
而在隋唐时代，大一统帝国的盛世气象与疆域的空前拓展，推动军事训练进入制度化、精细化的黄金阶段，其核心在于将府兵制与实战需求深度结合，形成“兵农合一、训战结合”的成熟体系。
隋朝承继北周府兵制，将士兵户籍编入军府，平日务农，农闲时集中训练，战时出征。训练内容既重基础体能，如负重行军、徒手格斗，更强调兵种协同——步兵需演练方阵进退，骑兵专攻奔袭迂回，弓弩手则每日练习“百步穿杨”的精准度。隋炀帝时期为征讨高句丽，专门训练水军，在运河沿线演练楼船作战，士兵需掌握水上列阵、登船厮杀等技能，其规模与规范程度远超前代。
唐代军事训练更是集前代大成，形成“常训与临战结合”的完备机制。府兵每年需参加“冬训”，由军府将领带领演练阵法、兵器使用，考核优异者可获嘉奖。唐太宗李世民深谙训练之道，曾亲自校阅军队，要求士兵“每日引射，习为常业”，其麾下“玄甲军”作为精锐骑兵，选拔后需经过“昼夜驰射”的强化训练，身着重甲仍能保持高速冲锋，在虎牢关之战中凭借精湛骑术与协同战术击溃窦建德十万大军。
这一时期的训练注重“技战术与思想并重”。军官需系统研习《李卫公问对》等兵书，该书由李靖结合实战经验撰写，详细阐述了“奇正相生”的战术训练理念，成为唐军将领的必修教材；普通士兵则通过“忠君报国”的思想教化凝聚军心，如边塞诗中“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正是日常训练中精神培育的生动写照。
随着火器的初步应用，训练内容也出现新变化。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士兵需学习简单火器（如火箭、火球）的制作与投掷，虽然尚未成为主流，却为后世热兵器时代的训练埋下伏笔。
文学与史料中，对训练的记载鲜活而具体。杜佑《通典·兵典》详细记录了唐军“教旗法”“教阵法”的具体流程，如“凡教阵，先鼓一通，诸兵皆集；鼓二通，偃旗息鼓；鼓三通，诸兵皆起”，可见训练的高度纪律性。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背景是戍边将士在荒漠中进行的日常巡逻与战术演练；李白“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则勾勒出将领在训练间隙展现的武艺与豪情。
隋唐的军旅训练，以强盛国力为支撑，将制度规范、实战导向与思想凝聚熔于一炉，不仅塑造了“天可汗”时代的军事辉煌，其“兵农结合、分层训练”的模式，更成为后世封建王朝军事训练的重要范本，影响深远。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政权林立、战火不休，军事训练褪去了隋唐盛世的制度化光环，转而以“实战生存”为核心，呈现出短平快的实用主义特征，一切训练皆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迫切需求展开。
这一时期，军队多由藩镇私兵演变而来，将领对士兵的掌控力极强，训练模式也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为在瞬息万变的战局中占据主动，训练内容大幅简化，摒弃了繁文缛节，直指战场核心技能：骑兵侧重马上格斗与短途冲刺，毕竟在中原腹地的混战中，快速突击往往能决定胜负；步兵则强化近身搏杀与阵型快速转换，以便在城防攻防或野外遭遇战中迅速形成战斗力。如后唐李存勖麾下的“银枪效节军”，以长枪为主要兵器，训练时反复演练“枪阵突刺”与“散兵缠斗”，凭借精湛的近战技巧成为当时劲旅。
由于战事频繁，“以战代训”成为常态。士兵往往未经系统训练便投入战场，在血与火的实战中快速掌握生存技能——老兵带新兵、胜者传经验，这种“战场速成”模式虽粗糙，却催生出极强的实战适应性。同时，为留住精锐，各政权普遍以厚赏激励士兵，训练中表现突出者可即时获得财物或晋升，这种“重利驱动”的机制，在乱世中比礼教教化更能激发斗志。
兵种训练也因战争需求而分化明显。割据北方的政权（如后梁、后唐）多保留骑兵优势，训练围绕马术与重甲冲锋展开；南方政权（如南唐、吴越）则因水网密布，侧重水军训练，士兵需熟练操作小型战船与投掷火器（如飞火枪），在江河湖泊的攻防中占据先机。
文学作品中，对这一时期训练的刻画多带战乱底色。五代词人韦庄“谁家陌上少年郎，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的词句，背后是少年从军后在战火中快速成长的无奈；而史书中“士卒被甲而驰，日数合战”的记载，直白展现了训练与实战的高度重合。
五代十国的军旅训练，虽因乱世而失却体系化，却以极端务实的风格，将“实战优先”的理念推向极致，其快速化、功利化的训练模式，既适应了当时的战争环境，也为北宋军事体系的重建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如何在制度化与实战性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后世需要破解的课题。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政权并立与融合的格局，让军事训练呈现出“多元互鉴、因时而变”的复杂面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军事传统在碰撞中交融，火器的发展更推动训练内容出现质的突破，形成了兼具传统技艺与时代革新的训练体系。
宋朝因长期面临北方游牧政权的威胁，军事训练以“防御优先”为核心，同时注重技术与纪律的结合。禁军作为中央精锐，训练制度极为严格：士兵需每日进行体能训练（如负重跑、跳壕沟），弓弩手需达到“蹶张弓弩”的力量标准，步兵则反复演练“方阵防御”与“城防协同”。为应对骑兵冲击，宋军发明了“拒马枪阵”“叠阵”等战术，训练中强调各兵种（步兵、弩兵、炮兵）的梯次配合，如在澶渊之战中，宋军以弩兵精准射击遏制辽军骑兵，正是日常协同训练的成果。此外，宋朝火药武器已广泛应用，“神臂弓”“震天雷”等装备的操作纳入训练，士兵需学习火药配比、投射角度等知识，开启了热兵器训练的先河。
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则延续游牧民族的骑射传统，同时吸收中原训练的纪律性与阵法智慧。辽军“斡鲁朵”（禁军）训练保留“四季捺钵”的狩猎传统，以围猎演练骑兵奔袭与包抄战术，同时借鉴宋军的旗帜指挥系统，提升大规模作战的协调性；金军“铁浮图”重甲骑兵训练严苛，士兵需身披重铠进行马术与长枪突击训练，配合“拐子马”的两翼包抄战术，在与宋军的交锋中一度占据优势；西夏军则结合河西走廊的地形，训练士兵在山地、沙漠中的机动与伏击能力，其“步骑混编”的训练模式，既保留党项族的勇武，又融入中原的战术体系。
元朝作为大一统王朝，军事训练集前代之大成，呈现“草原传统与全球视野结合”的特点。蒙古骑兵延续“自幼习射”的传统，训练中侧重长途奔袭（每日能行军百里）与马上格斗，同时吸收金军重甲战术与宋军火器技术，组建“炮手军”，训练士兵操作回回炮等大型攻城武器。为适应横跨欧亚的疆域，元军还注重多地形适应性训练，骑兵需在草原、山地、水网等环境中保持战斗力，这种“全域作战”的训练理念，使其能横扫欧亚大陆。
这一时期的训练理念在文献中多有体现。北宋《武经总要》系统记载了兵器训练、阵法演练、火药制作等内容，成为军官训练的教科书；元代《马可·波罗游记》描述蒙古士兵“自幼练习骑射，能在奔驰的马上准确射击”，印证了其骑射训练的普及性。文学作品中，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诗句，折射出宋军士兵枕戈待旦的训练常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则勾勒出军营中号角指挥、士兵操练的场景。
辽宋夏金元的军旅训练，在民族交融与技术革新中打破了单一文明的局限，热兵器与冷兵器训练并存、游牧战术与中原阵法结合，为明清军事训练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标志着军事训练从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的过渡。
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军事训练在承继前代基础上，因王朝兴衰、技术革新与内外挑战而呈现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既延续了传统军事训练的核心要义，又在火器普及与反侵略战争中催生出新的训练模式。
明朝前期，军事训练以“卫所制”为依托，强调“耕战结合”与标准化操练。朱元璋曾下令“凡军卫，每日操练，五日一阅”，士兵需兼顾农耕与训练，基础课目包括弓弩射击、长枪刺杀、阵法演练等。为应对北方蒙古与沿海倭寇，明军训练呈现“南北分化”：北方边军强化骑兵奔袭与城防固守，如戚继光在蓟镇训练的“车营”，通过车、步、骑协同演练，形成对蒙古骑兵的有效防御；东南沿海军队则侧重水战与近战，戚继光创建的“戚家军”以“鸳鸯阵”训练为核心，士兵需熟练掌握长短兵器配合与小队协同，在抗倭战役中凭借精准的战术执行屡建奇功。
明朝中后期，火器成为训练核心内容之一。神机营作为专职火器部队，士兵需学习鸟铳、佛郎机炮的操作与保养，训练中强调“三段击”等射击战术，以弥补早期火器射速不足的缺陷。《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兵书系统总结了火器与冷兵器协同训练的经验，提出“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的分层训练理念，将思想教育与技能训练结合，成为明军训练的指导纲领。
清朝军事训练前期以“八旗制度”为核心，融合满族骑射传统与中原战术。八旗兵自幼练习骑射，训练中注重马术、射箭与摔跤，辅以阵型演练（如“鱼鳞阵”“方阵”），入关前凭借高强度训练形成强大战斗力。康熙至乾隆时期，为巩固疆域，清军针对准噶尔、大小和卓等势力，强化骑兵长途奔袭与多地形作战训练，同时吸收明朝火器技术，组建“火器营”，训练士兵使用红衣大炮等装备。
然而，晚清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传统训练模式逐渐失效，军事训练被迫走向近代化转型。洋务运动中，清军开始仿练西式军操，北洋水师引入英国海军训练体系，士兵需学习舰船驾驶、火炮瞄准与国际海战规则；淮军、湘军则聘请外国教官，训练队列、射击与步炮协同，虽然仍保留部分传统训练内容，但已开启中国军事训练向近代化的过渡。
文学与史料中，对明清训练的记载丰富而具体。明代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战争描写，虽多取材前代，却暗含时人对“阵法训练”“武艺切磋”的理解；清代《红楼梦》中贾政检阅家仆操练的场景，折射出旗人家庭对骑射训练的重视。史料方面，《明实录》详细记录了卫所士兵的训练考核制度，《筹办夷务始末》则记载了晚清军事训练改革的艰难历程。
明清两代的军旅训练，既是传统军事体系的巅峰与终结，也是近代军事训练的起点。从冷兵器与火器并存的操练，到中西训练模式的碰撞，其发展轨迹深刻反映了军事训练与国家命运、技术进步的紧密关联，为近现代军事训练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历史镜鉴。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不同军队建制士兵与各级军官军旅训练领域的认知认识以及相关实践活动，便已形成了与东方文明截然不同的特色，其核心在于将军事训练与城邦生存、公民责任深度绑定，呈现出鲜明的集体性与竞技性。
古希腊的军事训练以城邦为单位，与公民教育融为一体。斯巴达堪称典型，男孩从7岁起便进入军事训练营，接受严苛的体能与意志训练：长途奔袭、摔跤格斗、武器使用（长矛、盾牌）是每日必修课，甚至通过饥饿与寒冷磨砺忍耐力。训练强调“集体高于个人”，士兵需在方阵（重装步兵组成的密集阵型）中保持绝对协同，步伐一致、盾牌相连，任何擅自脱离阵型者都会受到严惩——这种“方阵训练”成为斯巴达军队横扫希腊的关键。雅典则相对均衡，公民兵在农闲时训练，既练重装步兵战术，也注重航海技能（因雅典为海洋城邦），训练中融入体育竞技（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跑、标枪项目），将体能提升与军事技能结合，认为健全的身体是公民履行军事义务的基础。
古罗马的军事训练更强调纪律与实用性，随其扩张从城邦民兵向职业化军队演进。共和时期，罗马军团士兵需进行高强度体能训练（如负重行军20英里）、武器操练（短剑、投枪、盾牌）与阵型演练（着名的“三线阵”），百夫长作为基层军官，不仅自身技艺精湛，更负责士兵的日常训练督导，通过严格的奖惩制度（如“十一抽杀律”）确保纪律。帝国时期，军队职业化程度提高，训练更趋系统：新兵需经过4个月基础训练，掌握行军、作战、筑营等技能，老兵则定期进行实战模拟，甚至在军营中复刻战场地形演练攻防。罗马军队对“工程技能”的训练尤为突出，士兵需熟练搭建营地、架桥修路，这种“战斗与工程结合”的训练模式，使其能在跨越三大洲的征战中保持后勤与战术优势。
这一时期的训练理念在文献与遗迹中多有体现。古希腊色诺芬的《长征记》记录了希腊雇佣军的行军与战术训练细节；古罗马凯撒的《高卢战记》描述了军团士兵在高卢战场上的战术配合，背后是日常训练的成果。考古发现的罗马军营遗址中，训练场、武器库与营房的布局，印证了其“训练即实战”的理念。而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初便是为选拔优秀士兵设立的竞技平台，赛跑、摔跤等项目直接服务于军事体能训练，展现了体育与军事在古希腊文明中的深度交融。
古希腊古罗马的军旅训练，以公民责任与扩张需求为驱动力，形成了“集体协同、纪律至上、技战术并重”的传统，不仅塑造了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军事格局，更为后世欧洲军事训练奠定了重要基础，其强调的“职业化”“标准化”理念，在中世纪乃至近代仍被不断借鉴与发展。
紧接着，在封建王朝中世纪时期，欧洲的军事训练因封建制度的兴起与骑士文化的盛行，呈现出以骑兵为核心、以荣誉为纽带的独特面貌，与古希腊罗马的集体化训练形成鲜明对比，却也在战乱与分裂中延续着军事技艺的传承。
这一时期，军队主力由骑士阶层构成，其训练与身份特权紧密绑定。骑士从少年时代便开始接受系统训练：7岁起作为“侍童”学习马术与礼仪，14岁成为“扈从”，跟随领主参与实战演练，练习长矛冲刺、击剑、狩猎等技能——狩猎不仅是娱乐，更是模拟战场围猎的战术训练，锻炼骑士的骑术、判断力与团队配合。正式成为骑士后，训练更强调“马上比武”，这种看似竞技的活动实则是实战预演，骑士需在高速奔驰中用长矛精准撞击对手，既提升格斗技巧，也培养临战勇气。
步兵训练则相对简化，多由农民或市民组成的征召兵承担，训练内容以基本队列、武器使用（如长弓、弩箭、战斧）为主，缺乏系统性，往往在战前临时集结操练，战斗力远逊于骑士。但也有例外，如英国的长弓兵训练堪称严苛：法律规定每个成年男性每周需进行射箭练习，教堂墓地常被用作训练场，这种全民性的训练使英国长弓兵在克雷西战役中凭借精准射击击溃法国骑士，改写了“骑兵无敌”的战局。
军事训练还与宗教信仰深度融合。骑士在训练中需恪守“骑士精神”，强调忠诚、勇敢、保护弱者，训练前的祈祷、战斗中的誓言，将宗教虔诚转化为战斗意志。修道院有时也会参与训练组织，部分修士甚至成为军事教官，将体能锻炼与精神修行结合，认为强健的体魄是侍奉上帝、保卫信仰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训练记载多见于编年史与骑士文学。《武功歌》中描绘骑士比武的场景，“铁蹄踏碎场地，长矛撞出火花”，展现了训练的激烈与荣耀；历史学家让·德·儒安维尔的《圣路易传》记录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对骑士训练的重视，要求他们“每日练习，不可懈怠”。城堡中的训练场、比武场遗迹，也印证了中世纪军事训练与贵族生活的紧密关联。
中世纪的军旅训练，虽因封建割据而缺乏统一体系，却以骑士文化为载体，将个人勇武、马术技艺与宗教精神熔于一炉，形成了独特的训练传统。这种传统虽在后期被火药武器冲击，但其中蕴含的“荣誉激励”“分层培养”理念，仍对欧洲军事训练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在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士兵军官军旅训练领域，也各自孕育出与本土文明特质深度契合的独特体系，在武器使用、战术协同与精神培育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
古印度的军事训练与种姓制度、宗教哲学紧密交织。刹帝利种姓作为专职军事阶层，自幼接受系统训练：体能上通过摔跤、拳击、长跑锤炼力量与耐力；技能上精通弓箭、长矛、刀剑的使用，尤其重视大象作战训练——士兵需学习驾驭战象、在象背上射箭或投掷标枪，将领则需掌握以象阵为核心的战术调度。《摩奴法典》《政事论》等典籍不仅规定了士兵的权利与义务，更记载了“阵列训练”“信号传递”等实战技巧，强调“训练需如日常呼吸般自然”。此外，训练中融入瑜伽修行，通过冥想提升士兵的专注力与心理韧性，形成“武勇与内敛”兼具的训练特色。
阿拉伯世界在伊斯兰文明崛起后，军事训练被赋予“圣战”的精神内核。早期穆斯林军队的训练注重轻骑兵的机动性与突袭战术，士兵需熟练掌握阿拉伯弯刀的劈砍、骆驼骑行与沙漠生存技能，训练常以部落为单位，通过狩猎与模拟突袭演练协同作战。伍麦叶与阿拔斯王朝时期，军队走向职业化，设立专门的训练营（“马德拉萨”有时兼负军事教学），士兵除练武艺外，还需学习《古兰经》中的战斗训诫，将宗教狂热转化为战斗意志。阿拉伯军队对火器的早期应用也影响了训练内容，13世纪后，投石机、早期火枪的操作纳入训练，形成“骑兵突袭与火器支援”结合的战术体系。
美洲文明（如阿兹特克、印加）的军事训练与祭祀、扩张需求紧密相关。阿兹特克的“卡尔普利”（青少年训练营）中，男孩从15岁起接受严格训练：投掷投矛器、使用黑曜石刀近战、演练方阵冲锋，训练常以俘虏为对手进行实战对抗，胜者可获得荣誉徽章。其训练强调“无畏战死”，因阿兹特克信仰认为战死是通往天堂的捷径，这种精神培育使其军队极具冲击力。印加帝国则依托严密的行政体系，训练士兵适应山地作战：攀爬陡峭梯田、负重长途行军（印加信使“查斯基”的奔跑能力被纳入军事训练），并通过“结绳记事”传递战术指令，形成适应安第斯山脉地形的独特训练模式。
非洲地区的军事训练呈现部落化与实用性特征。西非的马里、桑海帝国，士兵训练以长矛、盾牌、弓箭为主，注重部落方阵的协同与狩猎技巧的转化（如围猎狮子的战术被用于战场围歼）；东非的斯瓦希里城邦因海上贸易发达，训练侧重桨帆船作战与海岸防御，士兵需掌握划船、登船格斗与标枪投掷。许多部落通过成人礼融入军事训练，如马赛人的“oran”（勇士阶段）需经历长途跋涉、猎杀猛兽等考验，将体能、勇气与部落忠诚的培育融为一体。
这些文明的军旅训练虽未形成如欧亚大陆那般系统的兵书体系，却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适应本土环境的智慧——无论是古印度的象战协同、阿拉伯的沙漠突袭，还是美洲的山地作战、非洲的部落方阵，都展现了人类在不同生存环境下对“战斗力提升”的独特探索，共同构成了世界军事训练史的多元图景。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日本的军事训练与武士阶层的兴起紧密相连，形成了以“武道”为核心的训练体系。平安时代后期，武士作为职业化军事集团，训练内容涵盖弓马娴熟与刀剑技艺，尤其重视“骑射”——武士需在奔驰的马上精准射箭，《今昔物语集》中记载的“流镝马”仪式，便是骑射训练的高级形式。镰仓幕府至江户时代，武士训练进一步精细化，衍生出剑道、居合道、枪术等专门技艺，强调“心技一体”，既练招式精准，也修内心沉静，如宫本武藏在《五轮书》中提出“守、破、离”的训练境界，将实战技巧与哲学思考结合。此外，武士的集体训练注重“小集团战术”，如战国时代的“足轻”（步兵）需演练长枪方阵与铁炮（火枪）齐射，配合骑兵突击，形成灵活的战场协同，织田信长的“三段击”战术便源于对铁炮部队的系统训练。
朝鲜半岛的军事训练则长期受中原文明影响，同时融入本土防御需求。新罗、高丽时期，军队训练借鉴唐朝府兵制，士兵需练习弓术、长枪与阵法，《三国史记》记载新罗“花郎徒”不仅是青年组织，更通过狩猎、比武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忠君报国”的武士精神。朝鲜王朝时期，为应对日本倭寇与北方女真，训练侧重海防与山地作战：水军需演练“龟船”操作与火炮射击，陆军则强化弓箭与火器（如“火厢车”）的协同，《惩毖录》详细记录了壬辰倭乱中，朝鲜军队通过改良训练、结合地形抵御日军的经验，其中“弩兵伏击”“水战奇袭”等战术，均源于针对性的训练设计。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军事训练则在东斯拉夫传统与拜占庭、蒙古影响下形成特色。基辅罗斯时期，军队以贵族骑兵“瓦兰吉亚人”为核心，训练注重马术与战斧、长矛使用，通过部落冲突与狩猎演练战术。蒙古西征后，俄罗斯军队吸收了蒙古骑兵的奔袭与侦察训练，强调机动性与野外生存，如莫斯科公国的“哥萨克”骑兵，擅长在草原与森林中长途奔袭，训练内容包括马术、马刀劈砍与游击战术。东欧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则发展出独特的“翼骑兵”训练，士兵需身披重甲在马上用长矛冲锋，同时保持队形严整，这种兼顾冲击力与纪律性的训练，使其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屡建奇功。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训练对东欧影响深远，其《战术》一书强调“步兵方阵与骑兵协同”，训练中融入希腊罗马的纪律传统，成为东斯拉夫军队阵法训练的范本。
这些地区的军事训练，虽风格各异，却都在本土文明与外来影响的交织中，形成了适应地理环境与战争需求的特色体系——日本的“武道”精神、朝鲜的防御战术、俄罗斯与东欧的骑兵传统，共同丰富了欧亚大陆军事训练的多元面貌，也为后世军事发展留下了独特遗产。
至于东南亚地区，其古代军事训练同样深植于热带气候与复杂地理环境中，融合了本土部落传统与外来文明影响，形成了以灵活性、适应性为核心的独特体系。
中南半岛的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军事训练与水稻农耕、山地丛林作战需求紧密关联。越南古代军队为应对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训练侧重山地伏击与水网防御：士兵需熟练掌握丛林潜行、竹制兵器（如竹矛、吹箭筒）使用，利用茂密植被设伏，《大越史记全书》记载的“游击战”战术，便源于对地形的精准利用与针对性训练。泰国素可泰至阿瑜陀耶时期，骑兵与战象训练成为核心——士兵需在象背上射箭、挥刀，同时演练象阵协同，战场上身披铠甲的战象与步兵配合，形成极具冲击力的战术，其训练注重“人象默契”，通过长期共处培养信任感。缅甸东吁王朝则结合骑兵与火器，训练士兵操作葡萄牙传入的火枪，在平原作战中形成“骑兵包抄+火枪齐射”的组合战术，适应与暹罗、印度的战争需求。
马来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的军事训练则以海洋为舞台，与航海、贸易紧密结合。古代马来王国的“兰撒”（战船）部队，士兵需兼具航海技能与近战能力：训练包括划桨、掌舵、登船格斗（使用Kris短剑、长矛），甚至通过模拟台风天气演练海上应变。由于群岛多部落割据，小规模突袭与防御是训练重点，士兵需擅长攀爬棕榈树、潜水偷袭，利用岛屿地形进行灵活作战。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传入，也为训练注入精神元素——士兵在战前祈祷、诵读经文，将宗教信念转化为战斗意志，如满者伯夷帝国的军队，训练中融入巴厘岛传统武术“Sit”，强调快速反应与关节技，既适用于战场，也成为部落荣誉的象征。
这些训练模式虽未留下系统的典籍记载，却在考古遗迹（如吴哥窟壁画中的战象场景、越南占婆国的兵器窖藏）与口述传统中得以印证。东南亚的军事训练，始终围绕“适应环境”这一核心，将热带丛林的隐蔽性、海洋的流动性转化为战术优势，其“以巧制胜”“军民结合”的特点，展现了小国土着文明在应对外部挑战时的生存智慧，成为世界军事训练史中独具风情的篇章。
随后，随着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相继涌现，再到改写世界格局的两次工业革命，以及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类社会在新兴生产力与制度变革的双重激荡下加速转型。从中国晚清的器物革新、辛亥革命的制度探索，到五四运动的思想觉醒、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自力更生、改革开放的拥抱世界，直至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欧洲各国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跨越，到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一系列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维护和平、迈向现代化的壮阔进程中，在不同军队部门士兵与各级军官军旅训练领域，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革与重塑，训练内容、模式与理念随时代需求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中国，早在晚清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揭开近代史序幕之时，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还有全新的战略战术策略，与自身已经完全与时代落伍的旧有经验和装备以及战术方针形成鲜明对比，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以及后续一系列操作中，决定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旨在维护清王朝统治，并在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作战中大显神威之时，对于士兵的训练模式以及与战略战术方针默契配合，还有后勤补给以及其他各项部门形成相互照应，同时也是开启了近现代士兵军旅训练模式的“先河”。
紧接着，在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抗美援朝战争、改革开放，乃至现在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系列漫长时期，对于士兵军旅训练的模式体系的重塑构建，以及对于前人智慧经验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性继承，像现在全新士兵军旅训练模式体系发展转型，都经历了一个相对曲折的漫长发展之旅。
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的惨败，让国人深刻认识到传统军事训练的落后。清军在甲午海战中虽有新式舰船，却因训练僵化、战术陈旧（如火炮射击精度不足、各舰协同混乱）惨败于日军；八国联军侵华时，清军的大刀长矛与西式枪炮的训练代差更是暴露无遗。这推动清末军事改革，袁世凯编练新军时全面引入德国陆军训练体系，士兵需练习队列、射击、步炮协同，军官则接受军校系统教育，开启了中国军事训练的近代化转型，却也因封建残余未能彻底革新。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的训练呈现“中西杂糅”特征。各路军阀或沿用日式、德式训练方法，或保留传统募兵制的松散模式，训练质量参差不齐。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引入苏联军事顾问，强调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结合，士兵既练射击、刺杀，也学习革命理论，这种“文武并重”的训练模式，为北伐胜利提供了支撑，但后期因派系斗争逐渐弱化。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是训练模式的“实战熔炉”。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击战中，创造性地发展出“边打边练”的模式：利用战斗间隙总结经验，将地道战、地雷战等战术纳入训练，士兵需掌握伪装、侦察、小规模协同等技能，《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更指导训练向“持久战”需求倾斜——强化体能耐力、夜战能力与群众动员能力。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通过“诉苦三查”运动激发士兵斗志，结合大规模运动战需求，强化步炮协同、攻城战术训练，辽沈、淮海等战役中展现的灵活战术，正是实战化训练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战争成为训练转型的关键节点。面对美军的机械化优势与立体作战模式，志愿军在实战中摸索出“冷枪冷炮运动”“夜间穿插”等针对性训练，士兵需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练习潜伏、近战，军官则快速学习多兵种协同（如步坦、步炮配合）。这场战争推动解放军确立“以战教战、战训结合”的原则，开始系统建设军事院校，将现代战争理念融入训练体系。
改革开放后，训练向“科技兴训”转型。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军队逐步引入信息化装备，训练内容从传统的“射击、投弹、刺杀”拓展到电子对抗、特种作战、联合作战等领域。1980年代的“合同战术训练”强调各军兵种协同，90年代后依托模拟训练系统，士兵可在虚拟战场中演练复杂敌情，军官则通过国防大学等院校深造，提升战略思维与科技素养。这一时期，既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从实战出发”的传统，又吸收了外军先进训练理念，逐步构建起适应现代化战争的体系。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训练聚焦“能打仗、打胜仗”，开启了全域化、实战化、智能化转型。实战化演训成为常态，跨区机动、联合作战演练覆盖陆海空天电各领域，士兵需适应复杂电磁环境、极端气候等多种场景；智能化训练手段广泛应用，无人机操作、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等纳入日常，VR模拟训练让士兵在虚拟战场中锤炼战术；同时，注重传承红色基因，将“井冈山精神”“上甘岭精神”融入思想教育，确保训练既练硬功也铸军魂。
这一路走来，中国士兵的军旅训练始终在“继承与革新”中前行：摒弃了封建军队的等级压迫、近代军阀的派系烙印，继承了传统军事中的谋略智慧、革命战争年代的实战导向，最终形成了兼具历史底蕴与时代特征的现代训练体系，为强军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在另一边，到了现在，对于海陆空三军，还有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两个军种，以及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其士兵和各级军官军事军旅训练方式方法，也在时代的浪潮之下，以及与国际化接轨的模式下，除去保留原先军民协同、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的“优良传统”外，同时在与国际各国军队保持良性交流互动中，以及军工科技的飞速发展加持下，也是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特点以及显着优势。
与此同时，放眼世界，各国军队的训练模式也在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加速迭代，呈现出“实战化、智能化、联合化”的共性趋势，同时又因战略需求与国情差异保留着鲜明特色。
美军依托其全球部署需求，训练高度强调“全域到达”与“跨域协同”。在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士兵需在模拟阿富汗山地、中东沙漠的复杂环境中接受实战化演练，配合无人机侦察、卫星通信与特种部队渗透，锤炼多域作战能力。其军官训练注重“联合职业教育”，通过陆军战争学院、海军战争学院等跨军种院校培养战略思维，近年来更将“大国竞争”纳入训练核心，强化与盟友的联合军演（如“环太平洋军演”），提升应对高端战争的协同能力。
俄军则继承了“实战优先”的传统，在军事行动中，其士兵训练强调“快速反应”与“极端环境适应”，如在北极地区演练寒区作战，在叙利亚战场积累城市巷战经验，将无人机侦察、电子对抗等新型技能快速融入日常训练。俄军尤其重视“精神心理训练”，通过历史教育（如纪念二战胜利）强化士兵的使命感，这种“硬技能与软实力并重”的模式，使其在复杂战场环境中保持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