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乌台诗案（2 / 2）

神宗治国用的是两面手段，一边利用“三司系”打击旧臣，一边又抬举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人，尤其王安石、吕惠卿倒台后吴充做了宰相，旧臣似乎渐渐得势，哪知皇帝忽然又整垮了吴充，旧臣顿时打落冷宫，这一来一去的，真让大臣摸不着头脑。

现在皇帝忽然把苏轼的《谢上表》掷给李定、张璪，这两人是皇帝手下的台谏首脑，专门办理钦案的，依常理，必是皇帝要整治苏轼才会这么做。可皇帝究竟要怎样整治苏轼？这轻、重、缓、急四个字倒真不好拿捏。

李定和苏轼没有交情，不必急着表态。张璪却是苏轼的同年、故友，这时候他不敢不说话，于是先责备苏轼“诽谤”，算是表了个态，但因为摸不透皇帝的心思，张璪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深。

既然张璪给苏轼定了个“诽谤”的罪过，神宗自然见缝插针，冷冷地问：“朕待苏轼不薄，此人为何负义背恩，诽谤朝廷？”

——负义背恩，这是皇帝给苏轼下的断语。

有这四个字，李定和张璪都摸着头绪了。李定忙抢着说：“苏轼一向反对新法！以前朝廷每推出一道新法此人必定弹劾攻讦，且仗着有些文才，专门胡说乱写蛊惑人心，早有结党乱政之嫌！如今陛下提拔苏轼做湖州知府，此人不思感恩，反倒诽谤圣明，实在可恶之极！”

李定这话说到了要紧处。

苏轼这个倒霉蛋儿早在熙宁四年就担了个虚名儿，都以为他和司马光、范镇、苏辙、孙觉、陈襄等人结为一党，暗通声气，共同抵制“变法”。其中苏轼还是个公认的“首脑智囊”！现在李定一口咬住要害，神宗的脸色越发难看了。

这时候皇帝的心思已明，张璪因与苏轼有旧交，更加急着撇清，忙说：“苏轼当年以制科超等录用，自恃才高目空一切，这些年陛下屡屡对他委以重任，苏轼却以为官小禄薄，心怀不满，在朝堂上抨击新法哗众取宠，私下也常写诗词讥讽时政，实在是个卑鄙小人！臣以为仅凭这道‘谢表’中的言语就该治他的重罪！至于平时以诗文非议朝政，也该深究细论，不可轻易放过！臣请陛下降诏查办此案，惩治奸邪，以正视听！”

见李定咬得凶狠，张璪也表了忠心，神宗这才说：“朕这里有个东西，你们拿去看吧。”内侍忙捧过一本薄薄的册子。李定、张璪接过一看，竟是六年前沈括递上来的那本“苏轼诗集”！

当年沈括为了巴结王安石，在湖州设下圈套骗苏轼做了这么一本诗集，其中收录的多是他在杭州任上的诗作，然后逐句解释批评，点明苏轼何处讥讽朝廷，何处诽谤皇上，想把这肮脏的东西献给王安石邀功请赏。哪知王安石坦**无私，不但不收，反而从此与沈括断交。沈括不死心，又把诗集递到皇帝面前。

六年前，神宗就想用这本诗集罗织大狱，可惜王安石这个“拗相公”不配合他。时隔六年，这部诗集经皇帝之手递到李定、张璪两个酷吏手中，立刻成了拘人的枷锁，杀头的钢刀。李定手捧诗集高声奏道：“臣请陛下降诏，立刻抓捕苏轼，交御史台严审！”

听了这话，身为尧舜的神宗皇帝皱眉苦脸，咬牙摇头，痛苦不堪，犹豫了好半天，这才勉强点头：“既是如此，问问也好。”

有皇帝这一声吩咐，李定、张璪就像两条脱了链子的猛犬，出了东门小殿杀气腾腾回到御史台，立刻召来太常博士黄甫遵，命他带领御史台官差去湖州抓捕苏轼。

关于“乌台诗案”背后，都说是李定等人暗算苏轼，神宗皇帝似乎置身事外，十分清白，其实此案正是皇帝一手操弄。

自古至今都有一个道理：没有皇帝授意，“文字狱”办不起来。看一个皇帝是“明主”还是“暴君”，不必理会他的所谓政绩、功德，只看他对“文字狱”的态度就够了。

神宗皇帝刚刚登上皇位的时候，天下人都把这位年轻有为的皇帝视为“真尧舜”，渴望“变法”如盼甘霖。可这些年来神宗逐旧臣、夺台谏、罢王安石，办成了多少大事！相较而言，“熙丰变法”倒成了不值一提的小戏儿。

到今天，神宗要兴“文字狱”，要掌生杀之权！天下已经没人能阻止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