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种幼稚病（2 / 2）
后人的视听，因此而被混淆了。
现在苏轼忽然说《免役法》可行，请司马光保留这条新法，这话在司马光听来不可思议！因为“新法”不能全部废除，“三司系”就打不倒！“三司系”不倒，党争就不能结束，朝纲就不能振作！
——不能结束党争、重振朝纲，那司马光进京干什么来了？你苏轼进京又干什么来了？
见司马光瞪着眼发呆，苏轼还以为这位门下侍郎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忙笑着说：“大人这次进京是为天下百姓谋福祉的，既然《免役法》有利于民，何不让它延续下去呢？”
苏轼为什么来说这些“胡话”，司马光想不透。可司马光知道政事堂耳目众多，苏轼这些话一旦传开，立刻就会造成恶劣影响！赶紧拦苏轼的话头儿：“子瞻不必说了，这些事拿到‘役局’去商量，自然有结果。”
司马光这话看似轻描淡写，其实说得很重。可苏轼糊里糊涂完全不懂。还在纠缠：“还是请大人给出个明确的意见吧。”
就在苏轼和司马光讨论的时候，已经有几个官员走过来听他们说话。司马光知道“《免役法》可留”是极度敏感的话题，真的不能当众讨论！皱着眉头连连摆手：“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司马光的意思是让苏轼不要在政事堂这种地方说这些话。可苏轼没明白司马光的意思，还以为司马君实不耐烦。这一下苏学士倒火儿了：“仁宗朝的时候韩琦做宰相，在秦凤路强征义勇，大人正担任谏官，就与韩相争执起来，韩相怒气勃发，大人置之不顾，照样据理力争。哪知大人今天做了副相，却不容别人直言劝告，这是什么道理？”
苏轼突然高声争执，顿时引得众人都往这边看过来。
司马光怕的就是跟苏轼在政事堂上争执，可苏轼偏偏要争，司马光窘迫不堪，只得勉强说道：“我不是不让子瞻说话，只是正忙着别的事……”
不等司马光把话说完，苏轼已经抢着说：“什么事比《免役法》更重要？”
苏轼这一问彻底泄露了天机。不等司马光开口，站在一旁的范纯仁忽然笑着说：“我看子瞻所言也有道理，《免役法》是废是留还需再议。”
想不到被司马光一手推荐起来的天章阁待制范纯仁也支持保留《免役法》！司马光真是惊呆了。
范纯仁是仁宗年间著名宰相范仲淹的儿子。刚直正派，操守高洁，大有乃父之风。司马光回京之后立刻把范纯仁提拔起来，是希望范纯仁和他并肩对抗“三司系”的。可在这件事上范纯仁却有自己的想法。现在他提出保留《免役法》，和苏轼的想法并不一样，同时，他的思路和司马光也大不相同。
范纯仁当然不会像东坡居士那么幼稚，居然以为法条是法条、党争是党争，可以区别对待。范纯仁知道“新法”和“三司系”是一回事，只有“新法”尽废，“三司系”才能尽除；若“新法”留下一鳞半爪，“三司系”就不能连根拔起。问题是，范纯仁心里并不希望“三司系”被连根拔起。
于是范纯仁面露微笑，平心静气地对司马光说：“君实的意思我们都明白，可这些年朝廷元气大损，人才不像真宗、仁宗年间那么多了，要培养一个人才并不容易，朝廷现有的官员也未必都不能用……”
范纯仁支持苏轼保留《免役法》的主张已经让司马光惊愕，想不到此人又说出这种话来，司马光冷着脸回了句：“朝廷小人太多。”
司马光性情冷峻异常，心里越愤怒，说话就越短促。现在他只说了这几个字，显然对范纯仁很不满意。可范纯仁话到嘴边也不能不讲：“朝中是有小人，可天下有谁心甘情愿做小人的？只要给他一个机会，小人也可以改恶从善，变成君子。”
听了范纯仁这话，站在一旁的崇政殿说书程颐忍不住插上话来：“这话在理！天下人岂有甘心做小人的？如果君实能信任这些人，感化这些人，他们自然能够做个君子。这些人办事的本事也未必不如我等。”
程颐是谁？说起此人大名鼎鼎，乃是“程朱理学”的开山祖师之一。
程颐字正叔，家住洛阳伊川，世称伊川先生，和他的兄长程颢共创“洛学”，后来朱熹又把这一学说发扬光大，世称为“程朱理学”，成了宋、元、明、清四代王朝推崇的显学，影响之大天下无双。
程颐的经历与众不同，他青年就已成名，却不急于做官，而是和家兄程颢一起讲学，这一讲，就“讲”成了当今第一理学大宗师，弟子如云，名震天下。司马光久慕程颐的学问，专门向太皇太后举荐这位大儒担任崇政殿说书，专门负责教育哲宗皇帝。
程颐这个人的脾气和苏轼既相反又相似。相反之处，苏子瞻是个诗人、画家，性情洒脱不拘，思路天马行空，喜欢诙谐玩笑；程颐是天下第一“老夫子”，严肃沉静，不苟言笑，一板一眼。可两人性格上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幼稚单纯，不懂政治，想法总是不切实际。
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人还有一个共通之处：碰不得，一碰就急，一急就闹。
——苏轼一碰就急，一急就闹，因为他是个敏感脆弱的艺术家，凡事想当然，总觉得自己有理；程颐一碰就急，一急就闹，因为他当了半辈子“教师”，已经习惯了训斥别人，绝不肯被人教训。
现在程颐这位老夫子忽然插话，并不因为他在《免役法》是存是废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只是偶尔听见范纯仁说，“天下人都愿意学好，谁肯做个小人”，这话和他平时讲课时常讲的“圣人之学”对上了板儿，脑子一热，就顺嘴说了出来。
见苏轼、程颐这两位大才子、大学者都向着自己，范纯仁心里的话越发忍不住了：“朝廷是大家的朝廷，天下利益均系于此。有什么分歧是消除不了的？若君实能把心放宽些，来一个‘消合党类，兼收并蓄’，从此把争执化为乌有，岂不是好事？”
“消合党类，兼收并蓄”，这是范纯仁说出的一句名言。
后世学者常常认为司马光过于执拗，如果能听取范纯仁的意见，对“三司系”留些余地，不要赶尽杀绝，也许后来那场针对“元祐党人”的报复就不会发生——至少不会这么残酷。其实这是一厢情愿。
那么依着司马光的布局，将朝廷中所有“三司系”党羽全部清理，斩草除根，就能杜绝“党争”之患了吗？
也做不到。
党争，是皇帝为了争权而一手造成的。神宗年间“三司系”与“旧臣系”之间的党争是如此，哲宗亲政之后爆发的“清算元祐党人”的党争也是如此。就算“三司系”和“旧臣系”真的“消合党类，兼收并蓄”了，只要皇帝有需要，仍然可以让两个派系重新分裂开；就算司马光真的把“三司系”斩草除根了，只要皇帝有需要，他可以在顷刻间重建一个五司系、七司系、九司系……
这有何难？
只要皇帝想揽权，党争就根本不可避免。大宋王朝奉行百年的“君臣共治”是古代社会唯一的美玉，可这块“美玉”太脆弱了，全靠皇帝和大臣们共同维护才勉强维持下来。如今神宗皇帝已经把这块“美玉”打碎了，司马光也好，范纯仁也好，想凭大臣的力量把打碎了的玉粘合起来，使之重新变得完美无暇，这是幻想。
苏轼、范纯仁、司马光，皆是幼稚之人。他们的区别仅在于：苏轼十分幼稚；范纯仁五分幼稚；司马光三分幼稚。
可今天，幼稚的范纯仁偏偏遇上了比他更幼稚的苏轼和程颐，一句“消合党类，兼收并蓄”把两个糊涂官儿说得十分高兴，一起鼓掌笑道：“这话说得对！”再看司马光，脸色灰黄，嘴唇紧闭，一个字也不说了。
司马光面冷言短，越愤怒的时候话越少。现在他一个字都不说，可见愤怒到了极点！见他这副样子范纯仁、程颐都知道不能再劝，只好住嘴。偏偏苏轼不知趣，凑到近前问：“废除《免役法》的事君实再考虑一下？”
半晌，司马光咬着牙吐出两个字：“必废！”
听了这两个字，孩子一样的苏学士顿时发了脾气，指着司马光大吼：“司马牛！真是个司马牛！”把门重重一摔大步走出政事堂，一路还在高叫，“司马牛！司马牛！”
司马牛是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之一。但苏轼以此称呼司马光，却是说司马君实“固执如牛”，实在是个难听的外号儿。
司马光是个救世之臣，天下人把他视为重振社稷的希望，名声那么响，威望那么高，太皇太后对司马光那么器重，满朝正直之士对司马光那么尊敬，而且司马光正领导群臣与“三司系”决战，这么个要紧的时候，苏轼却在政事堂上跟司马光大吵大闹，当着众人的面给他取了这么个难听的外号儿，而且公开叫喊！这也太过分了。
然而意气用事的苏学士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回家之后越想越不痛快，竟又递进札子，请求退出“役局”。
“役局”是朝廷专为讨论役法而设立的机构，主持“役局”的傅尧俞等人是司马光最亲信的干将。苏轼能进“役局”说明司马君实对他的器重。可苏轼为了一次争吵就要退出这个要害机构，等于把他和司马光、傅尧俞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这是拆了司马光的台，卖一个破绽给“三司系”，让人家来攻打！苏学士这一举动实在欠考虑。
幸亏太皇太后是个高明的政治家，司马君实也是个有肚量的人，虽然被幼稚暴躁的苏子瞻气得够呛，到底隐忍不发。苏轼脾气急，人倒实在，闹了几下子，见没人理他，也慢慢消停了。
但苏轼这场大闹，使司马光手下的亲信傅尧俞、刘挚等人对这位“旧臣首脑智囊”失去了信任。同时，苏轼这不管不顾的幼稚举动，让更多的大臣对他失去了原有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