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恶人难治（2 / 2）
快到中午，翁诚带着几个人赶着两辆马车过来了。苏轼仔细看了看，见颜氏兄弟并未同来，就告诉陈皓：“你认真验他的货，有不合格的就退给他。”
有太尊撑腰陈皓还怕什么？上前仔细验货。结果两车绸缎中捡出尺寸短缺、涂抹药物以次充好的绸缎三十七匹！陈皓立刻把三十七匹绸缎全部退回。翁诚哪肯罢休，双方顿时吵了起来。苏太守知道颜氏兄弟快要现身了，也不着急，就在一边冷冷地看着。
不大会儿功夫，只见一群无赖闲汉渐渐从四面八方聚了来，转眼已经围了二十来人，却不见颜氏兄弟露面。
苏轼和这些恶人打过不少交道，知道他们的手段。如今颜氏兄弟不来，手下的泼皮也只来了几个，就猜到必是昨天斗赢了官府，以为受纳场这帮人不敢惹他们了，所以没把今天这次“拒收”当一回事。
既然这些人不急着出来，苏太守也不着急，叫人搬个椅子在受纳场班房里坐着，斜身从窗口往外张望，总之外头的人瞧不见他，外面的形势太守都看得见。
这一边陈皓和翁诚吵了一阵子，也看出颜氏弟兄的手下并未出来，干脆把翁诚赶到一边，先收别人的货。然而来交纳贡缎的商人互相勾结，每个人带来的绸缎都有劣货。这些人都是看着颜氏兄弟的，若他们的货被官府收下，这帮商人就一哄而上，现在颜氏兄弟的货都被退回了，这帮人知道今天不好过关，谁也不肯上来。受纳场上几个官差闲着没事干，场外一帮奸商挤成一堆低声商量。苏太守在屋里看着，估计颜氏兄弟这下要出来了。
果然，不大功夫颜益先从小巷里转了出来，抄着两只手儿假装站在一边看热闹。又过了一阵子，颜章带着几个人从另一边小巷里出来。见他们来了，翁诚也来了精神，又上前跟陈皓吵闹，陈皓还是刚才的话：不合规格的绸缎一律退还！两边越吵越凶。苏轼在班房里冷眼看着颜章，果然见此人把双臂在胸前一抱，一群无赖蜂拥而上。苏太守忙吩咐左右：“动手！”
瞬时间，班房里冲出一群皂隶捕快，往上一围，顿时把十几个无赖按在地上。早前安排的几个硬手不管别人，直奔颜氏兄弟而去，顿时把这两人拿住，陈皓也不客气，上来一把揪住翁诚。这时翁诚已经吓傻了，丝毫不敢抗拒。一大群人都被押回知府衙门去了。
对付这些无赖苏太守颇有手段，把颜章、颜益放在一边不理，先把这些泼皮分成五六拨，每拨两三人，让判官、主簿、法曹分成几处审问，别的不管，只问他们为何聚到此处，背后主使是何人。想不到这些人里最先招供的竟是那个翁诚。
原来翁诚本是个做正经买卖的绸缎商，后来认识了一个人，此人是杭州府衙的书办颜巽——也就是颜章、颜益的父亲。于是颜巽牵线让翁诚接了这个交纳贡缎的差事，颜章、颜益专门弄来劣等绸缎夹在贡缎里，由翁诚把这些货物递送上去。因为有颜巽做内应，这个买卖让翁诚着实赚了不少钱。可颜氏兄弟塞给翁诚的劣等绸缎越来越多，翁诚自己赚的钱越来越少，又知道此事有风险，就想收手。哪知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到这时他已经收不了手了。
后来颜巽因为借职务便利替不法商人偷逃税银，被上官查出，刺配牢城营。翁诚以为这人倒台，颜家就没有这么嚣张。哪知道颜家手眼通天，花了一笔钱把颜巽从牢城营里接了出来。不久颜巽又因为犯罪被刺配滁州，再一次被他那两个儿子暗中使钱从牢里弄了出来。
此时的颜家已经不限于父亲当官、儿子作恶，揩官府油水自肥了。颜章、颜益二人渐渐横行乡里，手下有一两百无赖，打架生事，欺压百姓。颜巽被从滁州牢城放出来后，也在后头给儿子出主意，父子三人成了地方上的一大恶霸。
到这时，原本做正经生意的翁诚变成了颜家使唤的奴仆，任颜氏兄弟摆布，再也难以脱身。他自己早料到没好下场，今天被官差拿住，通判大人在堂上问出颜章、颜益的名字，翁诚就知道罪行败露，此人早就想要脱身，立刻把跟颜家合伙欺诈官府的事和盘托出。
有了翁诚的供词，再审其他无赖，个个应手而破。到最后才审颜氏兄弟，这两人多方狡赖，然而有翁诚指认，街坊里受颜家恶霸欺负的百姓听说这两人被捉，也到官府来告状，到后来颜氏兄弟终于赖不过去，把一切招认出来。于是苏太守判这两人刺配牢城营。
颜章、颜益是地方上出名的恶霸，这两人遭了刺配之刑，一时间吓倒了不少坏人。从这天起，受纳场收到的绸缎都是上等品，那些缺尺短寸、以次充好的劣质绸缎全部销声匿迹了。
就在苏轼整治恶霸的时候，杭州附近旱灾已成。
这年夏天杭州炎热少雨，粮食减产已成定局，粮食商开始抬高米价。苏轼知道江南人最会做生意，投机心理重，米价一旦波动，再平抑就难了，就给京城递札子，请求把当年上贡的粮食截留六万石，用以充实官仓，平抑杭州米价。等明年丰收以后再把这六万石米还给国家。也不等朝廷发回文书，先从仓里拿出一批粮食，以平价投到市场上去了。
幸亏苏轼动手很快，杭州的粮价刚涨，立刻有一万多石官米以平价投入，顿时把米价打了下来。
不久，朝廷文书终于下达：允许杭州府截留贡米三万石用于赈灾，明年丰收以后归还朝廷。
苏轼请求的是截留贡米六万石，现在批给他的只有一半。可苏太守当了多年地方官，知道朝廷没那么好说话儿，能给杭州三万石米，比一粒米都没有强得多，也就不埋怨了。再一想，杭州是个大府，人口众多，加之粮商又惯会投机，这么点米未必压得住市场，明年粮价一旦哄抬起来，百姓就苦了。双手挠头苦思冥想，忽然想到一个好办法！立刻又上札子，请求朝廷赐给杭州府二百道度牒。
早年“乌台诗案”发作的时候，苏轼的好朋友参寥和尚因为和苏子瞻有诗文往还，遭到朝廷迫害。可这帮人拿一个和尚没办法，最后想了个狠毒的招术：夺了参寥的度牒，不准他再做和尚。直到元祐元年苏轼回京做了官，参寥和尚才把夺去的度牒拿了回来。
当时僧人的度牒都是朝廷统一发放的——不是平白发给，而是花钱去买，一张度牒可以换一百石米。现在杭州府平抑米价需要至少五万石大米，朝廷给了三万石，剩下两万石米的缺口可以用“度牒”去补，只要朝廷发给苏轼两百道空白度牒，任由杭州府把这些度牒拿去卖钱换米，两万石米就算有了。
苏太守的札子递上去时，和两浙路相邻的淮南路也正闹灾，当地官员没有苏轼脑子灵，想不到用度牒换米救灾的法子。可政事堂的大员看了苏轼的札子恍然而悟，干脆把两浙、淮南的灾情合成一处，共发度牒三百道，让底下的官员依灾情轻重各自分配。
度牒是请下来了，想不到这个能变钱的“宝贝”竟引来一帮馋虫！各路、各府、各县官员都想从中揩油水。三百道度牒分给两浙路的只有两百道，两浙路有杭、湖、睦、苏、常、润、秀七个府，大家一分配，两百道度牒抢个精光。其中润州一府就得度牒一百道，杭州作为两浙最大的一个府，只抢到度牒三十道，换米不过三千石。
这度牒是拿来换米给杭州人救灾的！苏轼虽是蜀中眉州人，可“苏子瞻”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杭州乡亲！哪能不替杭州人争利益？当即上了札子，请求朝廷为杭州府做主，或是把别处抢去的度牒发还杭州，或是重新发些空白度牒下来，以救杭州之急。
地方官极难做，因为他们上边还有层层衙门，这些衙门官员都有自己的打算，地方官的请求层层剥皮，到最后或是音信全无，或是十成中只剩下三、五成。苏轼以前在密州、徐州做知府的时候屡屡吃这个亏，也没处诉苦。如今吃了“度牒亏”，苏学士虽然上诉，其实不敢奢望有什么回复。
哪知道苏学士这次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放到两浙做官，身份和往年大不一样。加之弟弟苏辙刚升了翰林学士，眼看着直奔宰相的职位去了！政事堂官员对苏轼的札子倍加重视，立刻讨论起来，最后决定：补给两浙路、淮南路度牒六百道！先把杭州府的份额配齐，剩下的再发给别处。
——朝里有人好做官，这话真对。
有了这么一大笔钱，苏太守就用卖度牒的钱从常平仓购出一批大米放在官库里，只要米价一涨就投放一批平价粮食，几个月下来，从年初开始有飞涨之势的粮价得到了抑制。
也在此时，京城司理院绕过杭州知府衙门悄悄下发文书，把早先被关进牢城营的颜章、颜益两个恶霸放了。
在京城的一帮人自称欧阳修嫡系，号称“朔党”，是苏夫子的政敌。在这些人看来，“蜀党首领”苏轼是个很大的猎物。虽然苏轼不跟他们争权，躲到杭州去了，这些政敌却一刻也没忘了他。苏轼在杭州的一举一动都被人家监视着。其中有一位监察御史贾易，本是老夫子程颐的学生，属于“洛党”门下，后来程颐被罢了官，“洛党”散了，此人立刻投靠司马光留下的铁杆儿亲信刘挚，成了“朔党”的一员。
贾易追随程颐的时候，就曾为了给程颐出气以御史身份攻击苏轼，闹得满城风雨。如今他改换门庭，更要为新主子卖命，而“朔党”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妒恨比“洛党”更厉害，所以贾易虽在京城，两眼却时刻盯着苏子瞻。当苏轼捉了颜章、颜益的时候，监察御史贾易就在太皇太后面前告状，认为苏轼如此办案超出了太守职权，请求皇帝对苏轼给予严惩。
文治天下的大宋王朝在“依法办事”上头比任何朝代都强。按例，此类案件应交由司理院审问，苏轼身为知府，无权判二人的罪。所以苏轼犯下过失，这是很明白的。可太皇太后一心要用苏轼做宰相，哪肯因为他制裁了几个无赖恶霸就把这位大才子贬官？结果下了两道诏命：一是认定苏轼无罪，不再追究；二是将颜氏兄弟释放了事。
在杭州越权处置颜氏兄弟，已经给苏轼的仕途埋下了隐患。可苏夫子头脑简单，想不到这上头，只认为这两个恶霸不该放！可上头来了命令，不照办不行，只能关起门来发了一顿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