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第66种死法：被斩首焚尸的朱翊铭（上）（2 / 2）

“然而，招安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局势分析员”插话道，“地方官员视其为俎上鱼肉，不断勒索敲诈，根本不给其部队生存空间。张献忠深感朝廷毫无诚意，于是在崇祯十二年五月，再次举兵造反！从此在湖广、四川等地更加疯狂地流动作战。”

“要理解为什么明末的流寇越来越多，我们必须先审视那位坐在紫禁城深宫中，决定着帝国命运的崇祯皇帝，以及他那始终在‘剿’与‘抚’之间剧烈摇摆的决策。”朱迪钠的声音带着一种剖析历史病灶的冷静。

天幕上出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焦虑不安、不断在御案前踱步的形象。

“崇祯皇帝的性格，史家多有评价：急于求成，猜忌多疑。反映在对待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的态度上，便是极其典型的精神分裂式决策。”“帝王心理分析师”发弹幕道，“形势稍有好转，他便催促前线将领‘限期平贼’，恨不得旦夕之间就将所有‘流寇’碾为齑粉；一旦遭遇挫折，或者朝廷财政实在无法支撑长期的军事行动，他又会倾向于‘招抚’，企图用一纸空文和虚衔来换取暂时的安宁。”

“这种反复无常，让前线将领无所适从，也使得杨嗣昌这样的统筹者难以制定并执行一个长期连贯的战略。”“政策稳定性观察者”补充道。

而更致命的是，一个来自关外的巨大阴影，始终笼罩着大明王朝的北方边境，一次又一次地粗暴打断朝廷“安内”的进程。

“就在杨嗣昌被授予‘盐梅上将’称号，试图整合洪承畴、孙传庭、左良玉等力量，布下‘十面张网’之局，对起义军施加巨大压力，甚至一度迫使张献忠在谷城接受招安，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之时——”

天幕上地图变幻，一支凶悍的骑兵从长城隘口破关而入，铁蹄直指京畿。

“后金（清）军队，又来了！”朱迪钠强调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开始，皇太极的军队就像出入自家后院一样，屡次绕开关宁锦防线，深入内地。”

“每一次后金破关，都意味着朝廷必须立刻将最精锐的部队和最重要的统帅（如洪承畴、孙传庭）调往京师勤王，或者加强北线防御。”“战略干扰器”分析道，“精心布置的剿匪包围网，瞬间就会出现巨大的缺口和漏洞。”

“张献忠、李自成这些人何等狡猾？他们就是利用明军被清军牵制、腹地空虚的宝贵喘息时机，迅速重整旗鼓，死灰复燃。”朱迪钠指出，“尤其是张献忠，他在谷城接受招安本就是权宜之计，眼见明军主力北调，他立刻抓住机会，再次举兵造反，并且行动更加飘忽，破坏力更强。”

“崇祯皇帝和他的朝廷，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历史困局揭示者”总结道，“想全力安内，则外患趁虚而入；想转头攘外，则内乱瞬间复炽。两头都想顾，结果两头都落空。帝国的精血，就在这无尽的拉扯和救火中，被一点点消耗殆尽。”

杨嗣昌的“十面张网”战略，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皇帝意志摇摆不定的背景下，注定了其最终失败的命运。而张献忠，这条在明朝虚弱躯体内游走的毒蛇，即将利用下一次明军被调动的空档，给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再送上致命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