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2章 打出去！（1 / 2）

这番话像是一颗石子投进朱元璋的心湖，激起层层涟漪。

他凝视着舆图上广袤的未知区域，手指不自觉地攥紧，指节泛出青白，眼底燃起了久违的雄心——这辈子征战不休的他，从未停下过脚步。

如今大明根基渐稳，若能夺回元朝旧日疆域，再向外开拓，让大明旗帜插遍更遥远的地方，这份功业，远比单纯统一中原要辉煌得多。

朱槿见老爹眼神发亮，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心里暗暗松了口气。

他太清楚老爹此前的顾虑了：洪武年间之所以未持续大规模开疆扩土，并非老爹缺乏雄心，而是受明初政权现实、民生基础、军事局限与战略理性的多重制约。

老爹的核心目标始终是“稳固中原根基”，而非“盲目拓展疆域”，每一项决策都围绕“避免重蹈元末覆辙”展开，这一点，朱槿心里门儿清。

具体说来，一来是民生凋敝，元末近二十年战乱（1351-1368年）把中原经济摧残得面目全非。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全国耕地仅387万顷，还不到元代鼎盛期的一半；山东、河南等地更是“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人口从元代中期的约8000万锐减至3000万左右，劳动力极度匮乏。

老爹深知“无民则无税，无税则无兵”，若这时强行开疆扩土，征调大量粮草、徭役与兵员，必然加重百姓负担，重蹈元末“赋役繁重而民变”的悲剧。

所以他才把“休养生息”列为国策核心：农业上推行“垦荒归己”，让流民开垦的无主荒地永为私产，还实行“轻徭薄赋”，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仅是元代的60%，甚至由官府给苏州流民每户提供2头牛、5石种子，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开支上也严格控制，洪武年间虽有百万军队，却主要用于防御，比如北部抵御北元、南部平定土司叛乱，就是为了避免主动出击导致军费激增——据《明会典》记载，洪武朝年均军费已占财政收入的40%，再支撑大规模扩张，财政必然崩溃。

在老爹看来，“让百姓活下去”远比“占领更多土地”重要，只有中原民生恢复了，才能为后续统治（包括潜在的扩张）打下基础，这是他从“放牛娃”到“开国皇帝”最深刻的生存认知。

二来是军事局限，明初的军事压力并非来自“未开拓的蛮夷之地”，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威胁，主力部队被牢牢牵制在两大战场，根本无力支撑远途扩张。

北部，元顺帝虽退出大都（1368年），但北元政权仍控制着蒙古草原、辽东、甘肃等地，手握数十万骑兵，是明朝最危险的敌人。

洪武年间老爹发动的8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洪武三年徐达北伐、洪武二十年蓝玉捕鱼儿海之战，都是以“消灭北元主力、巩固北部边防”为目标，而非“开拓新领土”。

就像洪武五年那次北伐，明军因深入蒙古草原后勤不济，损失了数万人，之后老爹便调整战略，转为“以守为主”，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重镇”，屯兵数十万防御，哪里还能抽调兵力用于其他方向的扩张？

南部也不省心，云南（1381年傅友德、沐英平梁王）、贵州等地虽在洪武中后期纳入版图，却只是“收复元代旧土”，并非“新开拓”，而且过程中还多次爆发土司叛乱，比如洪武二十二年云南越州土司阿资叛乱，需要长期驻军镇压。

再加上东南沿海倭寇袭扰初现，洪武年间倭寇入侵就达44次，还得抽调兵力防御海疆，军事资源被进一步分散。

对老爹而言，“先保住中原”是底线，若贸然向西域、安南（今越南）、海外岛屿扩张，必然导致北部或南部防线空虚，一旦北元或土司趁机反扑，刚建立的明朝可能重蹈“南宋偏安”甚至“元朝速亡”的覆辙，这种战略风险，他绝不愿承担。

三来是疆域认知的局限，老爹深受传统“华夷之辨”影响，在他眼里，“天下”是以“中原汉地”为核心的，周边“蛮夷之地”比如西域、安南、海外岛屿，都只是“可有可无的附属”，而非“必须占领的领土”，这种认知直接限制了他的扩张意愿。

一方面是对“中原正统”的执念，老爹是以“恢复汉家天下”为起兵口号的，推翻元朝后，他认为“收复两宋以来丢失的中原故土”（比如燕云十六州、河南、山东）就已完成“正统使命”，再向西域、蒙古草原等“非汉地”扩张，既不符合“汉家疆域传统”，还得投入大量资源治理——西域绿洲需要驻军，蒙古草原要应对游牧部落叛乱，性价比太低；另一方面是对“蛮夷之地”的轻视，在老爹看来，西域“多戈壁少耕地”、安南“多瘴气难治理”、海外岛屿“偏远且无赋税”，这些地方既不能为明朝提供粮食、赋税，还可能因“文化迥异”引发长期叛乱，就像元代治理安南多次失败那样。

所以他才在《皇明祖训》中明确将朝鲜、日本、安南等15国列为“不征之国”，理由是“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直接封死了对这些地区的扩张可能；除此之外，老爹对“元朝疆域”也有反思，他虽推翻了元朝，却深知元朝“疆域过广而治理不善”的教训——元代把西域、西藏、蒙古纳入版图，却因缺乏有效治理（比如对蒙古草原仅靠军事控制），导致边疆长期动荡，最终加速王朝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