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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七）

数据库上线两年后，陈欣坐在北京一家茶馆里，对面是一位银发如雪的老先生。

“陈小姐，你的研究改变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老先生轻轻搅动茶杯，他是国内某顶尖智库的创始人，今天专程约见这位二十八岁的年轻学者。

陈欣礼貌微笑：“张老言重了，我只是整理了一些被忽略的材料。”

“不，你做的远比整理更多。”张老目光锐利，“你在重建一种正在消失的思考传统——把具体的技术问题和宏观的价值问题连接起来的传统。这在当下的中国尤其珍贵。”

茶馆窗外，长安街车流如织。这是陈欣受邀参与的“技术伦理与国家未来”专家咨询会间隙，张老提出的私人交流。

“我看了你爷爷笔记中关于1990年代技术引进的思考，”张老继续说，“还有你和德国汉斯先生的跨时空对话。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把这种思考方式系统化，形成一个...‘远见工具箱’？”

“工具箱？”

“是的。一套方法、问题清单、思考框架，帮助今天的工程师、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在面对技术选择时，不仅仅考虑效率和利润，还要考虑更长远的影响。”张老身体前倾，“你知道，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技术爆炸的时代——人工智能、基因编辑、量子计算...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改变人类的未来。但我们的决策机制，很多时候还停留在‘会不会赚钱’‘能不能领先’的层面。”

陈欣心中一动。这正是她近来在思考的问题。数据库虽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更多是被当作历史资料或教学案例。如何让这种思考方式真正影响当下的决策？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张老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我们智库正在组建一个特别小组，研究新技术的社会影响评估框架。我想邀请你担任首席青年顾问。”

陈欣翻开文件，首页的课题名称让她屏住了呼吸：《面向2049：技术选择的中国心法》。

“2049年...”

“是的，建国一百周年。”张老点头，“那不仅是时间节点，更是一种责任——我们要把什么样的中国交给那个时代？这不仅取决于我们今天发明了什么技术，更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方式思考技术的使用。”

离开茶馆时，天色已晚。陈欣走在秋日的北京街头，脑海中回响着张老的话：“你爷爷那一代人，用双手建造了这个国家的物质基础。你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用思考建造这个国家的精神基础。”

她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母亲李静。

“妈，我可能需要在北京多待一段时间。”

“为了工作？”

“为了...某种责任。”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传来李静温和的声音：“做你觉得该做的事。你爷爷会为你骄傲的。”

特别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在颐和园附近的一处安静院落举行。与会者二十余人，有院士、企业家、政策研究者，还有像陈欣这样的年轻学者。最年长的七十八岁，最年轻的除了陈欣，还有一位二十五岁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员。

会议开场，张老没有直接谈技术，而是让每个人分享一个“改变人生的选择故事”。

轮到陈欣时，她讲述了七年前的那个夏夜——爷爷如何坚持让她父亲做选择，以及这个选择如何影响了她整个家族的走向。

“我后来明白，”她说，“爷爷当时考虑的不仅是女儿的幸福，更是一个家族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来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这种把具体选择放在更大时间维度中审视的能力，可能就是‘远见’的核心。”

一位企业家若有所思：“这让我想起公司上市前的一个关键决策——是追求短期股价，还是坚持长期研发投入。我们选择了后者，头两年股价低迷，但五年后我们的核心技术优势爆发了。”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员——一个叫林薇的女孩——分享的则是个人经历：“我本科学生物，硕士转AI伦理，因为我发现技术跑得太快，但关于‘应该怎么用’的思考跟不上。这个选择让我失去了很多高薪机会，但我认为值得。”

第一天的会议结束时，一个共识逐渐形成：在新技术的洪流中，中国需要的不仅是一流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更需要一流的“技术思考者”——那些能在技术可能性与社会需要之间、短期利益与长期价值之间、中国现实与人类共同未来之间建立连接的人。

陈欣的任务是主导“远见工具箱”的开发。她决定不从零开始，而是回到爷爷的笔记中寻找灵感。

夜深人静，她在酒店房间里重新翻阅那些已经烂熟于心的记录。忽然，她注意到一个贯穿始终的模式——爷爷在面对任何问题时，似乎都在问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层：这个问题本身是什么？（技术事实）

第二层：这个问题会影响谁？（人的维度）

第三层：这个问题的解决会导向什么样的未来？（时间维度）

她迅速把这个发现记录下来，并开始在笔记中寻找例证：

1972年修纺织机：第一层（齿轮磨损参数），第二层（停机影响工人计件工资），第三层（长期磨损原因及预防措施）。

1995年考虑女儿婚事：第一层（对方收入二十万），第二层（对方性格是否踏实可靠），第三层（这样的伴侣会带来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影响子孙后代）。

2016年回答孙女关于老桥的问题：第一层（桥梁结构状况），第二层（桥上居民的生活依赖），第三层（桥梁作为社区记忆载体的长期价值）。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个普通中国工人用一生实践的三问法。陈欣激动地意识到，这可能就是“远见工具箱”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核心。

她连夜起草了一份框架草案，第二天带到会议上。

“我把这个叫作‘远见三问’，”陈欣在白板上写下三个问题，“面对任何重要选择时——无论是技术路线、商业决策还是个人生活——都可以问：第一，事实是什么？第二，这会影响到哪些人？第三，这个选择会导向什么样的未来？”

会场安静了几秒，然后一位院士率先鼓掌：“妙！大道至简！这比那些复杂的伦理框架更容易传播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