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第64回深度解读（1 / 2）

深解《金瓶梅》第64回：死亡作为镜鉴——人性、礼制与生存困境的赤裸呈现

《金瓶梅》的深刻，在于它从不回避“死亡”这一终极命题。一百回版的第64回，以李瓶儿病重殒命、西门府操办丧事为核心，将“死亡”化作一面锋利的镜子——照出官僚的虚伪与权力欲，照出帮闲的谄媚与生存算计，照出妻妾的嫉妒与冷漠，也照出底层群体的依附与无奈。这一回中，没有激烈的冲突，却有比冲突更刺骨的人性真相：李瓶儿的死，不是一个生命的落幕，而是一场“人性表演”的开幕——西门庆借丧事摆排场、固权势，应伯爵借料理后事捞好处、献殷勤，潘金莲借“哭灵”掩幸灾乐祸，吴月娘借主持丧事显正妻权威。透过这场围绕“死亡”展开的众生相，我们不仅能窥见明代中后期社会的礼制崩坏与价值扭曲，更能对“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坚守人性底线”“如何活出真正的自我”产生跨越时空的思考。

一、回目总览：丧葬流程里的人性博弈

第64回的情节，以“李瓶儿之死”为起点，串联起“病重弥留”“临终嘱托”“操办丧事”“官员吊唁”“妻妾暗斗”五条线索，每一个环节都暗藏着人性的博弈与利益的算计，看似庄重的丧葬仪式，实则成了各方势力“表演”与“谋利”的舞台。

开篇即写李瓶儿的弥留之际：她躺在床上，气息奄奄，官哥儿在旁啼哭，西门庆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流泪”，看似情深意切，却在李瓶儿提及“日后照顾官哥儿”时，只含糊应道“你放心，我自有安排”，眼神里藏着对“传宗接代工具”的担忧，而非对妻子的不舍。李瓶儿强撑着交代后事：将自己的首饰分给丫头迎春、绣春，嘱咐她们“日后好好伺候官哥儿”，又对吴月娘说“姐姐是正妻，日后官哥儿还要靠姐姐照拂”，言语间满是对儿子的牵挂与对自身命运的无力——她深知自己死后，官哥儿在西门府的处境堪忧，却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冷漠的吴月娘身上。

李瓶儿死后，西门庆的“悲恸”迅速转化为“排场的筹备”：他立刻请来清河县最有名的阴阳先生，选定“七七四十九日”的丧期；吩咐玳安“去苏州请最好的匠人做棺材，要金丝楠木的，再去杭州买最好的绸缎做寿衣”；又让应伯爵“负责接待吊唁的客人，尤其是衙门里的官员，一定要安排妥当”。这番安排，与其说是“缅怀妻子”，不如说是“炫耀权势”——金丝楠木棺材、杭州绸缎寿衣，是财富的象征；邀请官员吊唁，是权力的展示。在西门庆眼中，李瓶儿的丧事，不过是一场“彰显自己地位”的盛会。

应伯爵接到差事，立刻将“料理后事”变成了“谋利的机会”：他找棺材铺老板，故意压价却向西门庆报高价，从中克扣二十两银子；采买寿衣时，用劣质绸缎冒充“杭州上等货”，又私吞五两银子；接待客人时，对普通街坊邻居态度冷淡，对官员却极尽谄媚，还趁机向官员“推销”西门庆的生意，试图从中牵线搭桥赚中介费。他的“忙碌”，从来不是为了“帮西门庆分忧”，而是为了“从丧事里捞取好处”。

与此同时，后院的妻妾们也各怀心思：潘金莲表面上“哭天抢地”，实则在灵前偷偷观察西门庆的反应，见西门庆对李瓶儿的死“并非真心悲痛”，便暗自得意，甚至在没人时对丫头说“这下好了，再也没人跟我争宠了”；吴月娘作为正妻，主持丧事时处处讲究“规矩”，实则在算计李瓶儿的遗产——她将李瓶儿留下的首饰、衣物登记造册，对贵重物品特意标注“归官哥儿所有”，实则是为了将这些财产纳入自己的掌控；孟玉楼、孙雪娥则态度冷淡，孟玉楼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孙雪娥则是“嫉妒李瓶儿生前受宠”，两人都只是按“规矩”哭灵，没有半分真心。

官员吊唁的环节，更是将“权力交易”摆在了明面上：巡按御史、知府、知县等官员纷纷前来，表面上是“慰问西门庆”，实则是为了“巩固与西门庆的关系”——巡按御史私下对西门庆说“日后有官司需要帮忙，尽管找我”；知府则承诺“下次丝绸关税，再给你降两成”；知县更是直接送上五百两银子的“奠仪”。西门庆一一笑纳，顺势与官员们敲定了“日后合作的细节”。这场吊唁，哪里是“缅怀逝者”，分明是“权力与利益的交易现场”。

这些看似庄重的丧葬流程，实则是一场“人性的闹剧”：死亡本应是生命的终点，却成了生者谋利、炫耀、争斗的工具；礼制本应是缅怀逝者的仪式，却成了权力与利益的外衣。正是这种“庄重与虚伪”的反差，让第64回成为解读《金瓶梅》人性主题与社会图景的关键一章。

二、人物解构：死亡镜鉴下的人性真相

（一）西门庆：悲恸伪装下的权力炫耀者

第64回中的西门庆，将“虚伪”演绎到了极致——他以“悲痛丈夫”的身份操办李瓶儿的丧事，却在每一个细节里暴露“权力炫耀者”的本质。李瓶儿的死，对他而言，不是“失去妻子”的痛苦，而是“失去传宗接代工具”的焦虑，以及“获得一场炫耀权力机会”的兴奋。

他的“悲恸”，从来都是“表演性的”。李瓶儿刚断气时，他“扑在床边痛哭”，哭声震天，却在吴月娘劝他“保重身体”时，立刻收住眼泪，开始安排丧事——仿佛刚才的悲痛只是“走个流程”。他吩咐“用金丝楠木棺材”，不是因为“李瓶儿配得上”，而是因为“金丝楠木是官员才能用的材质”，能彰显自己的“提刑官”身份；他要求“丧期四十九日”，不是因为“缅怀逝者”，而是因为“丧期越长，来吊唁的官员越多，越能显示自己的人脉广”；他亲自接待每一位官员，不是因为“尊重客人”，而是因为“想借吊唁之机，巩固与官员的关系，为日后的生意与仕途铺路”。

更值得玩味的是，西门庆对李瓶儿的“牵挂”，全集中在“官哥儿”身上。李瓶儿临终前嘱咐“照顾好官哥儿”，他只含糊应承；但在丧事期间，他却多次对吴月娘说“官哥儿是西门家的香火，你一定要照看好”，甚至特意请来奶妈“日夜照顾官哥儿”——他在乎的不是李瓶儿的遗愿，而是“西门家的香火不能断”，官哥儿是他“传宗接代的希望”，是他权力与财富的“继承人”。至于李瓶儿本人，不过是“生下官哥儿的工具”，工具没了，只要“继承人”还在，便无关紧要。

西门庆的虚伪，在官员吊唁时达到了顶峰。当巡按御史说“西门大人节哀，日后有需要尽管开口”时，他表面上“感激涕零”，说“多谢大人关心，下官铭记在心”，实则心中早已盘算“如何利用御史的承诺，解决下次生意的关税问题”；当知府承诺“降低丝绸关税”时，他立刻笑着说“大人如此仗义，下官日后定当回报”，言语间满是“利益交换”的默契。这场吊唁，对他而言，是一场“权力与利益的丰收宴”，李瓶儿的灵堂，不过是这场宴会的“宴会厅”。

西门庆的悲剧，在于他将“权力与财富”当作了人生的全部，却从未懂得“生命的本质”。他以为用金丝楠木棺材、奢华丧事就能“彰显自己的地位”，却不知这种建立在他人死亡之上的“炫耀”，只会让人更看清他的冷漠与虚伪；他以为用利益拉拢官员就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却不知这种建立在利益之上的“关系”，终会因利益的消失而破裂。日后西门庆纵欲而亡，西门府树倒猢狲散，那些曾来吊唁的官员，没有一个出手相助——这便是虚伪的代价：你用利益换来的“朋友”，终会因利益而离开；你用权力装点的“名声”，终会因权力的消失而崩塌。

（二）应伯爵：丧葬忙碌中的利益算计者

如果说第56回的应伯爵是“帮闲面具下的生存算计者”，那么第64回的他，便是“丧葬忙碌中的利益算计者”——李瓶儿的丧事，对他而言，不是“帮朋友分忧”的机会，而是“捞取好处、巩固地位”的“生意场”。他的每一次“忙碌”，每一句“安慰”，都藏着精密的算计。

当西门庆让他“负责料理后事”时，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如何把丧事办得庄重”，而是“如何从中克扣银子”。他找棺材铺老板，故意压价到五十两银子，却向西门庆报七十两，私吞二十两；采买寿衣时，他用三十两银子买劣质绸缎，却向西门庆报三十五两，又私吞五两；甚至在请阴阳先生时，他也特意找了“要价十两却只给五两”的先生，从中再赚五两。前后算下来，西门庆拿出的二百两丧葬费，到实际用于丧事的，不足一百五十两，其余的都进了应伯爵的腰包。

更精明的是，应伯爵还懂得“在算计中讨好西门庆”。他在向西门庆汇报“丧事筹备情况”时，故意夸大“自己的辛苦”，说“棺材铺老板一开始不肯降价，是我好说歹说，磨了三个时辰，他才肯便宜二十两；寿衣店的老板也是，一开始要四十两，是我拿您的名头压他，他才肯让步”，一边抬高自己的“功劳”，一边奉承西门庆的“权势”，让西门庆误以为“应伯爵是真心为自己着想”，对他更加信任。

在接待客人时，应伯爵的“算计”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对普通街坊邻居，他态度冷淡，只让小厮招呼，自己从不露面；对商人朋友，他便热情接待，趁机打听“最近的生意行情”，试图从中牵线搭桥赚中介费；对官员，他则极尽谄媚，不仅亲自迎接，还全程陪同，偷偷向官员“推销”西门庆的丝绸生意，说“西门大人的丝绸质量好、价格低，大人若有需要，我可以帮您牵线，保证给您最优惠的价格”——他不仅要从丧事中捞取直接利益，还要为日后的“生意”铺路。

应伯爵的算计，源于他“深刻的生存焦虑”。他深知自己“无官无职、无财无势”，唯一的生存依靠便是“西门庆的信任”。李瓶儿的丧事，是他“巩固信任”的关键机会——若能把丧事办得让西门庆满意，他便能继续获得西门庆的“赏赐”与“关照”；若能从中捞取好处，便能为自己积累“生存资本”。他的每一次算计，都是“底层依附者”的无奈选择：在封建等级制度下，他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只能靠“讨好与算计”维系生计。

但应伯爵的“算计”，终究是“饮鸩止渴”。他以为通过克扣银子、讨好西门庆就能“安稳度日”，却不知“帮闲的命运始终掌握在主子手中”。西门庆之所以容忍他的小动作，不过是因为他“会办事、会说话”，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一旦西门庆倒台，他的“算计”便会失去意义。日后西门庆死后，应伯爵立刻转投张大户门下，继续做帮闲，却因“过于贪婪”被张大户嫌弃，最终冻饿而死——他的一生，是底层依附者的悲剧：为了生存，他放弃了尊严与良知，却终究逃不过“靠山倒塌、自身覆灭”的命运。

（三）潘金莲：哭灵面具下的冷漠幸灾乐祸者

第64回中的潘金莲，将“嫉妒与冷漠”藏在“哭灵”的面具之下——李瓶儿的死，对她而言，不是“失去姐妹”的悲痛，而是“除去情敌”的兴奋。她的每一滴“眼泪”，每一声“哀嚎”，都是精心设计的“表演”，只为掩盖内心的幸灾乐祸。

李瓶儿刚死时，潘金莲“第一个扑到灵前，哭天抢地”，嘴里喊着“我的好妹妹，你怎么就这么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啊”，哭声凄厉，引得旁人也跟着落泪。可没人知道，她在低头哭灵时，嘴角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李瓶儿死了，再也没人跟她争宠，再也没人能凭借“官哥儿”获得西门庆的偏爱，她终于可以重新夺回“受宠”的地位。

在灵堂守夜时，潘金莲的“冷漠”更是暴露无遗。丫头迎春因伤心李瓶儿的死，偷偷抹眼泪，潘金莲见了，立刻呵斥道“哭什么哭？主子死了，有你哭的份吗？还不赶紧去给官哥儿喂奶，要是官哥儿饿坏了，仔细你的皮”，言语间满是不耐烦，哪里有半分“姐妹情深”的样子？更甚者，她还故意在西门庆面前“提及李瓶儿的缺点”，说“李瓶儿生前身子弱，总爱生病，连累爷你操了不少心，如今她走了，爷也能好好歇歇了”，看似是“安慰西门庆”，实则是在暗示“李瓶儿的死是好事，能让西门庆解脱”。

潘金莲最恶毒的算计，藏在对“官哥儿”的态度里。她深知“官哥儿是李瓶儿的命根子，也是西门庆最看重的人”，因此，她表面上“对官哥儿十分关心”，主动提出“帮吴月娘照顾官哥儿”，实则想趁机加害官哥儿——她故意在给官哥儿喂奶时“捏紧乳头，让官哥儿吃不到奶，只能哭闹”；在给官哥儿穿衣服时，故意“穿得太厚，让官哥儿热得浑身是汗”；甚至在晚上守灵时，故意“把官哥儿放在风口，让官哥儿着凉咳嗽”。她的目的很明确：只要官哥儿死了，西门庆对李瓶儿的“牵挂”便会彻底消失，自己就能完全掌控西门庆的宠爱。

潘金莲的冷漠与恶毒，源于她“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她出身卑微，曾被当作“玩物”转手多次，好不容易通过西门庆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却始终担心“被抛弃”。李瓶儿的出现，尤其是官哥儿的出生，让她的“不安全感”达到了顶峰——她害怕李瓶儿会取代自己的地位，害怕官哥儿会让自己彻底失去西门庆的宠爱。因此，她将李瓶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盼着李瓶儿早点死，盼着官哥儿早点消失。

但潘金莲不知道的是，“嫉妒与恶毒”只会让自己走向毁灭。她以为除去李瓶儿就能夺回宠爱，却不知西门庆对她的“宠爱”从来都是“情欲的需要”，而非“真心的喜欢”；她以为加害官哥儿就能巩固地位，却不知这种“恶毒的行为”终会暴露。日后官哥儿被她设计吓死，西门庆虽未直接责罚她，却也对她日渐冷淡；最终，潘金莲被武松杀死，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这便是恶毒的代价：你用伤害他人的方式试图保护自己，终会被自己的恶毒反噬。

（四）吴月娘：正妻端庄下的利益掌控者

第64回中的吴月娘，是“正妻端庄”与“利益掌控”的结合体——她以“主持丧事”的名义，将西门府的权力与财产牢牢抓在手中，看似“端庄贤淑”，实则“精于算计”。李瓶儿的死，对她而言，不是“失去妯娌”的悲痛，而是“巩固正妻地位”的机会。

作为正妻，吴月娘在丧事中处处讲究“规矩”：她要求妻妾们“按辈分哭灵，不得逾越”；要求仆人们“各司其职，不得偷懒”；要求吊唁的客人“按身份就座，不得混乱”。这些“规矩”，看似是“维护丧葬的庄重”，实则是“彰显自己的正妻权威”——她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西门府的家事，由她这个正妻说了算。

吴月娘的“算计”，集中在对李瓶儿遗产的掌控上。李瓶儿死后，留下了大量的首饰、衣物与私房钱，吴月娘立刻让人“登记造册”，对贵重物品如“金镯、玉佩、绸缎”等，特意标注“归官哥儿所有，由我代为保管”。她的理由很“正当”：“官哥儿年纪小，不懂事，这些财产我替他保管，等他长大了再给他”，实则是将这些财产纳入自己的掌控——一旦官哥儿有不测，这些财产便会归她所有；即使官哥儿平安长大，她作为“保管人”，也能随意支配。

在对待潘金莲的态度上，吴月娘的“算计”更是暗藏深意。她明知潘金莲对李瓶儿的死“幸灾乐祸”，甚至可能加害官哥儿，却没有直接揭穿，反而“故意让潘金莲帮忙照顾官哥儿”。她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借潘金莲的手试探西门庆的态度”——若西门庆察觉潘金莲的恶毒，便会对潘金莲冷淡，自己就能少一个“争宠的对手”；二是“若潘金莲真的加害官哥儿，自己便能以‘管教不严’为由，惩罚潘金莲，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借刀杀人”的算计，比潘金莲的直接恶毒更显阴冷。

吴月娘的“端庄”与“算计”，源于她“正妻的生存困境”。在封建家庭中，正妻的地位看似稳固，实则依赖“丈夫的信任”与“是否有子嗣”。吴月娘虽为正妻，却没有生下儿子，因此始终担心“地位不保”。李瓶儿生下官哥儿后，她的“危机感”更加强烈——她害怕西门庆会因为官哥儿，将李瓶儿扶正，取代自己的地位。因此，她必须通过“主持丧事”彰显权威，通过“掌控遗产”积累资本，通过“算计潘金莲”消除威胁，才能确保自己的正妻地位不会动摇。

但吴月娘的“算计”，终究无法换来“真正的安稳”。她以为掌控了财产与权力，就能巩固地位，却不知西门府的命运早已与西门庆的权力捆绑在一起——一旦西门庆倒台，她的权力与财产便会瞬间消失。日后西门庆纵欲而亡，西门府树倒猢狲散，吴月娘虽保住了性命，却只能带着年幼的孝哥（西门庆与吴月娘后来生的儿子）四处逃亡，最终出家为尼——这便是算计的代价：你用算计换来的“地位”，终会因根基的崩塌而失去；你用冷漠筑起的“防线”，终会在命运的打击下破碎。

（五）李瓶儿：死亡终点处的悲剧总结者

第64回中的李瓶儿，虽已殒命，却是“悲剧的总结者”——她的一生，是封建女性被动命运的缩影：从梁中书的妾，到花子虚的妻，再到西门庆的妾，她始终像“浮萍”一样，被命运随意摆布；她渴望安稳的生活，却始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她试图用“隐忍与讨好”换取幸福，却终究逃不过“早逝”的结局。她的死，不是“偶然的不幸”，而是“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必然”。

李瓶儿的悲剧，始于“无法自主的婚姻”。她本是梁中书的妾，因梁中书被李逵杀死，被迫逃离；后嫁给花子虚，却因花子虚“好赌成性”，生活不得安宁；最终被西门庆诱骗，成为他的妾。她的每一次婚姻，都不是“自主的选择”，而是“生存的无奈”——在封建制度下，女性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只能通过“嫁人”获得生存资源，婚姻对她们而言，不是“爱情的归宿”，而是“生存的跳板”。

李瓶儿的悲剧，深化于“对男性的过度依附”。嫁给西门庆后，她将“获得幸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西门庆身上——她对西门庆极尽讨好之能事，为他生下官哥儿，试图用“子嗣”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对潘金莲的嫉妒与挑衅，始终选择“隐忍退让”，生怕得罪西门庆；她甚至将自己的私房钱全部交给西门庆，试图用“金钱”换取西门庆的宠爱。她以为“依附西门庆”就能获得安稳，却不知这种“依附”只会让自己更加被动——西门庆对她的“宠爱”，从来都是建立在“她有用”的基础上，一旦她失去“生育能力”（病重后无法再生育），便会逐渐失去西门庆的关注。

李瓶儿的悲剧，终结于“对命运的无力反抗”。病重期间，她明知自己时日无多，却没有为自己争取任何“权益”，只是一味地“嘱咐他人照顾官哥儿”；她明知潘金莲可能加害官哥儿，却没有提醒西门庆提防，只是将希望寄托在冷漠的吴月娘身上；她甚至在临终前，还在对西门庆说“爷对我这么好，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西门庆“传宗接代的工具”。她的“顺从”与“无力”，是封建女性的悲哀——她们被礼教教导“要顺从男性”“要牺牲自我”，却从未被教导“要为自己而活”“要反抗不公”。

李瓶儿的死，是对封建制度最无声的控诉——它告诉我们：当女性无法独立生存，只能依附男性时，所谓的“幸福”不过是空中楼阁；当女性被剥夺“自主选择的权利”，只能被动接受命运时，所谓的“安稳”不过是镜花水月。她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无数像李瓶儿一样的封建女性，都在“依附与顺从”中，走完了自己可悲的一生。

三、社会图景：明代中后期的礼制崩坏与价值扭曲

第64回的丧葬仪式，看似是西门府的家事，实则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礼制崩坏”与“价值扭曲”的真实写照。从官僚的权力交易到帮闲的利益算计，从家庭的伦理失序到女性的被动命运，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病症”——这些“病症”不仅导致了当时社会的动荡，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礼制的崩坏：丧葬仪式沦为权力炫耀的工具

在传统儒家文化中，“丧葬”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缅怀逝者、尽孝尽义”，讲究“量力而行、庄重朴素”。但在第64回中，西门庆的丧葬安排，完全背离了“礼”的本质——他用金丝楠木棺材、杭州绸缎寿衣，是为了“炫耀财富”；设四十九日丧期、邀请大量官员吊唁，是为了“炫耀权力”；甚至连哭灵、守夜等环节，都成了“表演”的一部分，没有半分“缅怀逝者”的真心。

这种“礼制崩坏”，在明代中后期并非个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与权力”的地位日益提升，传统的“礼”逐渐被“利益”所取代——许多官僚与士绅，不再将“礼”视为“道德的准则”，而是将其视为“彰显地位的工具”。他们办丧事时，比拼的不是“对逝者的孝心”，而是“棺材的材质、丧期的长短、吊唁官员的级别”；他们行婚礼时，比拼的不是“夫妻的情意”，而是“彩礼的多少、婚礼的排场、宾客的数量”。这种“以利益为核心的礼制”，彻底扭曲了“礼”的本质，让“礼”变成了“权力与财富的外衣”。

更可怕的是，“礼制崩坏”还导致了“道德失序”。当人们将“丧葬”当作“权力炫耀的工具”时，“孝心”与“情义”便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当人们将“礼”当作“利益交换的手段时，“诚信”与“良知”便成了“可以抛弃的负担”。在第64回中，西门庆的妻妾们没有真心缅怀李瓶儿，应伯爵没有真心帮西门庆分忧，官员们没有真心慰问西门庆——所有人都在“按礼行事”，却没有人“按心行事”。这种“道德失序”，是礼制崩坏最严重的后果：它让人们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失去了“对他人的同情”，失去了“对道德的坚守”。

（二）官僚体系的腐败：吊唁现场沦为权力交易的场所

第64回中，官员们的吊唁，是明代中后期官僚体系腐败的缩影。在当时，“官员之间的交往”早已不是“基于公义与道德”，而是“基于利益与权力”——官员们相互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你帮我解决官司，我帮你降低关税；你帮我提拔亲信，我帮你掩盖贪腐。西门庆的丧礼，不过是这场“权力交易”的一个“契机”。

巡按御史、知府、知县等官员前来吊唁，表面上是“慰问西门庆”，实则是为了“巩固与西门庆的关系”。巡按御史之所以承诺“帮忙解决官司”，是因为西门庆曾帮他“掩盖过贪腐的事实”；知府之所以承诺“降低丝绸关税”，是因为西门庆每年都会“给知府送大量的贿赂”；知县之所以送上五百两银子的“奠仪”，是因为他想通过西门庆“搭上巡按御史的关系”，为日后升迁铺路。这种“权力与利益的交易”，在当时的官僚体系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官员们不关心百姓的疾苦，不关心国家的安危，只关心“如何扩大自己的权力”“如何积累更多的财富”。

这种“官僚腐败”，导致了“司法不公”与“民生凋敝”。西门庆作为提刑官，本应“公正执法”，却利用权力“为自己的生意保驾护航”，为“行贿的商人疏通官司”；知府作为地方行政长官，本应“体恤百姓”，却利用权力“提高关税，压榨商人”，为“自己的腰包敛财”；知县作为基层官员，本应“为民做主”，却利用权力“欺压百姓，收受贿赂”。这些腐败行为，让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商人因高额关税而破产，百姓因司法不公而蒙冤，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引发了明末的农民起义。

（三）家庭伦理的失序：西门府沦为利益争斗的战场

第64回的西门府，是明代中后期家庭伦理失序的缩影。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家庭”是“伦理的核心”，讲究“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但在西门府中，这些伦理准则早已被“利益”所取代——西门庆对妻妾没有“夫义”，只有“利用”；妻妾之间没有“姐妹情谊”，只有“争斗”；主仆之间没有“体恤”，只有“支配”。

西门庆作为一家之主，完全背离了“夫义”的准则——他将妻妾当作“满足情欲、传宗接代的工具”，对她们的痛苦与需求漠不关心；他对子女没有“父慈”，对官哥儿的关心，不过是因为“官哥儿是西门家的香火”，对其他子女则完全忽视；他对仆役没有“体恤”，将他们当作“随意支配的工具”，稍有不满便打骂责罚。他的“家长权威”，不是建立在“道德与亲情”之上，而是建立在“权力与财富”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