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2章 绞肉机的校准（1 / 2）
1916年3月15日，凡尔登“死人山”东麓，德军地下指挥所
雨水混着融雪渗入混凝土地堡，在昏黄的煤气灯下形成闪烁的水洼。格奥尔格·布劳恩少将盯着作战地图，眼球布满血丝——他已经72小时没合眼了。地图上，代号“绞肉机”的凡尔登突出部被红蓝铅笔划得面目全非。
“他们像霉菌一样生长。”布劳恩的参谋长指着“304高地”区域，“每次炮击后24小时内，法国人就能修复50%的工事。贝当采用了轮换制——部队在前线最多停留三天，然后撤到后方休整。我们的消耗战...效果在递减。”
布劳恩拿起皇帝亲批的第三版《凡尔登作战修正案》。文件边缘有威廉二世潦草但凌厉的批注：“不要杀死士兵，要杀死希望。”
“陛下有了新指令。”布劳恩的声音沙哑，“从明天开始，改变炮击模式。”
他展开一张透明的赛璐珞片，覆盖在地图上。赛璐珞上是用精密仪器绘制的同心圆，圆心是凡尔登城，半径从2公里到15公里不等。
“看，分为五个‘痛苦环’。”布劳恩的指挥棒点在最近的内环，“第一环，0-3公里：持续骚扰炮击，每平方米每天至少落弹5发，目的是制造持续神经紧张。”
指挥棒外移：“第二环，3-6公里：间歇性重炮轰击，目标是道路交叉点和野战医院。第三环，6-9公里：针对补给仓库和指挥所。第四环，9-12公里：打击铁路枢纽和兵营。第五环，12-15公里...这里是重点。”
参谋长凑近细看。第五环的标记与众不同——不是炮击符号，而是一系列小钟表图案，旁边标注着精确时间。
“心理战时间表。”布劳恩解释，“每天凌晨2点、下午3点、晚上8点，对第五环内的平民定居点进行‘警告性炮击’——每次不超过20发炮弹，但必须落在教堂、学校、市政厅附近。目的是...”
“让平民恐慌，给法国政府施加压力。”参谋长倒吸一口凉气，“这...这超越了传统战争界限。”
“传统？”布劳恩冷笑，“从2月21日那天起，凡尔登就没有‘传统’了。这是皇帝说的‘全维度绞杀’——不仅要杀死士兵，还要杀死平民的勇气，杀死后方的安全感，杀死法兰西的民族意志。”
地堡外传来闷雷般的炮声。但不是德军火炮，而是法军的反击——155毫米“共和国小姐”榴弹炮，射程足以覆盖德军的后勤线。
“他们学会了。”布劳恩走到观察孔前，看着远处升起的烟柱，“贝当不是傻瓜。他在用我们的战术对付我们：精准打击补给节点。”
“要调整铁路时刻表吗？”
“已经在做了。”布劳恩回到桌边，拉出一个黄铜滑尺计算器——这是总参谋部新配发的“后勤预测仪”，“根据昨天被摧毁的3号弹药库数据，法国炮击间隔平均4.2小时，命中率11.7%。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规律...”
他的手指在滑尺上快速移动：“将火车运行间隔调整为3.8小时，这样80%的列车能在炮击间歇通过危险区。同时，在5号伪仓库堆放空木箱和稻草人，吸引法国火力。”
参谋长记录着命令，心中暗自震惊。这不是指挥艺术，这是流水线管理——将战争简化为输入、输出、效率优化。而设计这一切的皇帝，仿佛站在云端，用上帝般的冷漠调整着屠宰场的参数。
3月28日，默兹河西岸，法军“杜奥蒙堡”地下医院
恶臭几乎成为实体。血腥味、化脓伤口的甜腥味、氯仿和石炭酸混合成的刺鼻气味，还有更底层的、属于死亡本身的腐败气息。玛丽-克劳德护士用浸过薄荷油的布条捂住口鼻，但这只能提供心理安慰。
“第47个。”她低声对旁边的医生说完，用被血浸透的床单盖住士兵的脸。那是个不到二十岁的男孩，腹部被弹片撕开，肠子像纠结的粉色绳索般拖在外面。他在转运路上就已经死了。
医生甚至没抬头，继续缝合另一名伤员的腿部动脉：“登记姓名了吗？”
“没有身份牌。背包里有张照片...可能是他的妻子和婴儿。”玛丽-克劳德的声音开始颤抖。
“放到‘无名者’区。继续工作。”
玛丽-克劳德强迫自己转身。地下医院原本是堡垒的弹药库，现在塞满了三百多名伤员。惨白的电石灯下，身体堆叠在简陋担架上，呻吟、哭泣、呓语汇合成持续的低沉嗡鸣，如同地狱的合唱。
最可怕的是“等待区”——那些伤情过重、救治无望的士兵被集中放在角落，只给予吗啡止痛。他们大多沉默，眼睛空洞地望着拱形天花板，等待死亡降临。偶尔有人突然尖叫，然后戛然而止。
“护士！这边需要止血带！”
玛丽-克劳德跑向呼喊处。一个下士紧紧压着战友的大腿动脉，鲜血仍从指缝喷涌。她熟练地绑紧橡胶管，感觉到温热的血液浸透手套。
“炮击什么时候停？”下士喃喃问道，眼睛盯着虚空，“已经五天了...五天没睡过觉。每次闭上眼睛，就听到炮弹的声音...即使在寂静中也能听到。”
玛丽-克劳德知道这是什么症状——炮击神经症。自从德军改变战术以来，越来越多的士兵出现这种问题：不是持续轰炸，而是完全随机的炮击。有时半小时内落下千发炮弹，有时整整一天只有零星射击。这种不确定性比持续的恐怖更折磨人。
“你会好起来的。”她机械地重复着谎言，开始清理伤口。弹片在肌肉里留下黑色的金属碎片和布屑。
突然，整座堡垒剧烈震动。灰尘和碎屑从天花板落下。外面传来连续的爆炸声——不是普通炮弹，是那种被称为“地动锤”的420毫米重炮。
“又来了！”有人尖叫。
电石灯剧烈摇晃，影子在墙上疯狂舞蹈。一名断腿的伤员从担架上滚落，惨叫被更巨大的爆炸声淹没。
玛丽-克劳德趴在地上，双手护头。震动通过混凝土地面传递全身，内脏都在颤抖。她数到第十七次爆炸时，一次特别近的命中让整个世界瞬间失声——不是寂静，而是听觉被巨大的压力暂时摧毁。
几秒钟后，声音慢慢恢复，但变得模糊而遥远。她抬起头，看到拱顶上出现一道裂缝，泥水从中渗出。
“主穹顶可能要塌！”医生的喊声像是从水下传来。
混乱中，玛丽-克劳德做了一件后来无法解释的事：她没有去帮助转移伤员，而是冲向“等待区”，抓住一个年轻士兵的手。那孩子大概十七岁，失去双眼，整张脸缠满绷带，但手很温暖。
“你叫什么名字？”她大声问，声音在自己听来很怪异。
绷带下的嘴唇动了动：“阿兰...阿兰·杜邦。”
“听着，阿兰，你会活下去的。你会回到马赛，看到地中海，闻到薰衣草的味道。我保证。”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也许因为这是唯一能对抗绞肉机的方式——用一个虚构的未来，对抗确定的死亡。
炮击在二十分钟后停止。后续统计显示，这次针对杜奥蒙堡的炮击使用了新型延时引信炮弹：前五发炸开防御层，第六发延时三秒，直接贯穿进堡垒内部爆炸。守军伤亡三分之一，地下医院半毁。
消息传到巴黎时，贝当将军正在凡尔登市政厅地下室召开紧急会议。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伤亡曲线图——从2月21日至今，法军平均每天损失4500人。曲线没有下降趋势，反而在缓慢上升。
“德国人在学习。”贝当用红色铅笔在“补给线损失”一栏画圈，“他们不再盲目轰炸，而是用数学模型预测我们的运输规律。昨天，17支运输队中有11支在预测时间点遭遇炮击。”
一位年轻参谋提出：“我们可以随机化运输时刻表...”
“然后效率下降40%。”贝当打断他，“这正是威廉想要的——让我们在‘安全’和‘效率’之间选择，而无论选择哪个，都是输。”
他走到窗边（窗户已用沙袋封死，只留观察缝），看着外面被炸成月球表面的城市。凡尔登大教堂剩下半截塔楼，像被折断的手指指向天空。
“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贝当背对参谋们，“不是德军的火力，是他们的...耐心。他们像外科医生一样冷静地切割我们，每次只切一片，但从不停止。而我们，”他转身，眼中燃烧着疲惫的火焰，“我们在用民族主义当麻醉剂，但麻醉剂的效果正在消退。”
会议室陷入沉默。远处又传来炮声，这次是在北面，可能是“沃堡”方向。
“增援呢？”有人问，“霞飞将军答应再调拨十五个师...”
“十五个师穿过‘神圣之路’需要八天。”贝当敲击着地图上那条蜿蜒的公路，“而在这八天里，德军炮火会收割其中至少两个师的兵力。这是简单的算术问题：我们的补充速度，永远追不上消耗速度。”
他停顿，然后说出那个所有人都在想但不敢说的话：“除非我们放弃凡尔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