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0章 关系网络（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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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发生在新西伯利亚的故事，时间是1982年的冬天，那个冬天冷得连鬼都要穿三层裹尸布。
一、消失的暖气与不存在的报案记录
新西伯利亚的寒风像一把钝锯子，在国立技术大学家属楼的灰色外墙上来回拉扯。德米特里·伊里奇·波波夫，一个在“红色锻压机”工厂担任二级钳工的老实人，正蜷缩在自家厨房的角落里，盯着那是早已结冰的暖气片发呆。屋里的温度计显示：华氏32度。
“这不合逻辑，”德米特里裹着那件补了十二个补丁的军大衣，手里捧着一杯漂着几片茶叶梗的热水，对妻子安娜说，“锅炉房的伊万诺夫承诺过，只要我把那瓶私藏的‘斯托利伏特加’给他，他就会把我们的暖气烧得像共产主义的热情一样滚烫。”
安娜是个神经质的女人，她的眼神总是像受惊的麻雀一样四处乱瞟。她压低声音，仿佛墙壁里藏着微型窃听器：“德米特里，别说了！隔壁的彼得罗夫昨天就是因为抱怨暖气，被民警带走了，现在还没回来。有人说看见他在扫雪，有人说看见他在……更北边的地方。”
德米特里叹了口气，他知道妻子说得对。在这个被铁丝网、户籍制度和无数条法令编织成的巨大牢笼里，每个人都是被固定在机床上的零件，稍微有点异响就会被拆下来扔进熔炉[3]。所谓“劳动权”，不过是把你钉在某个岗位上直到死的权利。
就在这时，一阵奇怪的敲门声响起。不是用指关节敲的，而是用某种沉重的、湿漉漉的东西撞击门板。
咚。咚。咚。
德米特里和安娜对视一眼，恐惧像冰水一样浇透了全身。在这个点，不会有朋友来访。在这个国家，朋友是奢侈品，而“关系”才是货币。
德米特里颤巍巍地走到门厅，透过那个蒙着灰尘的猫眼向外看。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一片漆黑。但他分明看见一只苍白得像死鱼肚皮的手，正悬在半空中，手里捏着一张粉红色的纸。
那是——传票？还是逮捕令？
他不敢开门。但那敲门声变得急促起来，伴随着一种像是老旧留声机卡带时的嘶哑声音：“波波夫……德米特里……伊里奇……你的……自行车……”
自行车？德米特里的心脏猛地一缩。那是他上个月刚从黑市花半年工资换来的英国“三枪牌”自行车，为了通勤，也为了在邻居面前维持一点可怜的体面。昨天他锁在楼下的车棚里，现在它不见了。
他没敢报警。在新西伯利亚，报警是比丢车更危险的赌博。民警局的那些穿着蓝制服的“人民卫士”，实际上是官僚机器上最贪婪的齿轮。如果你去报案，他们首先会查你的证件，然后问你有没有“非法收入”购买自行车，最后为了凑够上级下达的“反社会寄生分子”指标，很可能把你当成小偷抓起来，送去西伯利亚的森林里伐木，或者直接定性为“怠工者”关进精神病院[3]。
德米特里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门。
门外没有人。
只有一团浓重的、带着硫磺味的白雾，以及地上放着的那张粉红色的纸。不是传票，是一张——入党申请书？
上面用血红色的墨水写着德米特里的名字，但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左手写的，或者说，像是用爪子划出来的。最诡异的是，在“家庭出身”那一栏，填的不是“工人”，而是：“未登记的灵魂”。
二、区党委的司机与黑市的摩托车
德米特里把那张纸烧了，但他知道麻烦才刚刚开始。在苏联，任何不合常理的事情背后，都站着一个手握权力的人，或者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德米特里硬着头皮去找他的“关系”。那是他的远房表亲，尼古拉，在区党委给第一书记当司机。尼古拉虽然只是个司机，但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他是离权力核心最近的人之一，也就是所谓的“红人”。
区党委大楼坐落在列宁广场旁，那是一座巨大的斯大林式建筑，像一座压在城市胸口的墓碑。门口的卫兵荷枪实弹，眼神比新西伯利亚的寒风还要冷。
德米特里在传达室等了三个小时，直到尼古拉哼着小曲从大楼里出来。尼古拉穿着一件质料极好的呢子大衣，脸上泛着油光，显然刚享受过一顿丰盛的早餐——那是普通工人一个月都吃不上的鱼子酱和烤鹅。
“哦，德米特里，我的老朋友！”尼古拉夸张地张开双臂，但并没有真的拥抱他，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看起来像是刚从古拉格劳改营里放出来一样。怎么，暖气又停了？”
德米特里顾不上寒暄，急切地说：“尼古拉，我的自行车丢了。但我不是来求你找车的，我是来求你保命的。昨晚有个东西敲我的门。”
尼古拉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他警惕地看了看四周，把德米特里拉进他的“吉尔”牌轿车里。车里暖风开得很足，混合着皮革和烟草的味道。
“你报警了吗？”尼古拉厉声问道。
“没有！我发誓！我知道规矩。”
尼古拉松了一口气，点了一根烟：“没报警就好。如果你报警了，现在坐在这里的就不是你，而是你的档案了。听着，德米特里，在这个城市，丢辆自行车不算什么。但如果你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那就完了。”
“‘他们’是谁？”
尼古拉没有回答，而是发动了车子：“我带你去个地方。别问为什么，如果你还想要你的车，或者你的命的话。”
车子没有开往派出所，而是驶向了城市的边缘，那个被称为“列宁斯基区”的贫民窟与黑市交汇地带。这里是新西伯利亚的盲肠，充满了污水、腐烂的卷心菜味和绝望的气息。
车子停在一间破旧的木板房前。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全苏自行车零件回收站”。
“进去吧，”尼古拉说，“找一个叫‘独眼谢廖沙’的人。提我的名字。如果他在，你的车就在。如果他不在……”尼古拉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那就忘了这件事，回家等着民兵来查水表吧。”
德米特里颤抖着走进那间木板房。屋里堆满了拆解的自行车零件，像是一座金属坟场。在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男人，那只眼睛像鹰一样锐利，另一只眼睛的位置只有一个黑乎乎的窟窿。
“尼古拉让你来的？”独眼谢廖沙的声音像砂纸摩擦。
“是……是的。我的车丢了，英国三枪牌……”
谢廖沙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金牙：“哦，那辆车啊。昨晚刚到的货，成色不错。但是你知道规矩，波波夫同志。在这个国家，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免费的自行车。”
“我……我可以付钱，或者给你工业券……”德米特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
谢廖沙大笑起来，笑声在屋里回荡，像是有无数个鬼魂在附和：“钱？工业券？那些纸片子连擦屁股都嫌硬！我要的是——指标。”
“什么指标？”
“你的邻居，那个彼得罗夫，他不是失踪了吗？他的‘居住权’指标空出来了。把他的指标转让给我，车归你。”
德米特里感到一阵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在苏联，人不是人，是资源。居住权、工作权、甚至生存权，都是可以被分配、被交易的指标。彼得罗夫还没死，或者说还没被官方宣布死亡，他的指标就已经成了商品。
“我……我做不到……”
谢廖沙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那只独眼死死盯着德米特里：“做不到？那你就别想要车了。而且，我听说你老婆安娜在纺织厂工作？最近厂里在裁员，专门裁那些‘思想不稳定’的……”
这就是苏联的规则：不是找警察，而是找关系；不是讲法律，而是讲交易[用户素材]。德米特里咬了咬牙：“好，我答应你。但我怎么知道你能搞到？”
“因为我不仅是个车贩子，”谢廖沙从柜台下拿出一个公文包，里面装满了盖着红章的文件，“我还是区住房管理局的‘编外顾问’。在这个国家，只要你有关系，死人的指标也能复活，活人的指标也能注销。”
就在这时，德米特里突然看见在那一堆自行车零件的后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那是一辆崭新的、闪闪发光的摩托车，不是苏联造的笨重货色，而是一辆德国产的宝马。
“那辆车……”德米特里指着宝马。
“哦，那个啊，”谢廖沙漫不经心地说，“那是另一个交易的尾款。一个克格勃的少校订的。他用三个‘反革命分子’的劳改名额换的。”
德米特里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推着自己的旧自行车走出木板房，感觉那辆车比铅还要重。
三、民警局的茶与看不见的线
德米特里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他拿回了车，虽然付出了出卖邻居的代价，但在这个道德沦丧的体制下，生存本身就是一种罪恶。
然而，那个诡异的敲门声再次响起了。
这一次是在深夜。德米特里和安娜正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
咚。咚。咚。
还是那种湿漉漉的、沉闷的声音。
德米特里壮着胆子喊了一声：“谁？”
门外传来一个冷冰冰的、毫无起伏的声音：“民警局。查户口。”
民警？德米特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民警从来不会在深夜查户口，除非是抓人。但他不敢不开门。
门开了，两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民警站在门口。他们的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眼睛，只能看见苍白的下巴。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但光束不是白色的，而是一种诡异的暗红色。
“德米特里·伊里奇·波波夫？”那个高个子民警问，声音像是从留声机里放出来的。
“是……是我。同志，有什么事吗？”
“有人举报你涉嫌‘社会寄生’以及‘非法占有国家资产’。”高个子民警说着，走进屋里，根本不需要邀请。
安娜吓得缩在被子里发抖。
“寄生？我有工作！我是二级钳工！”德米特里急得大喊，“我每天都在工厂干活！”
矮个子民警在屋里转了一圈，用那根红光手电筒到处照。光束扫过之处，墙壁似乎都在融化。他走到暖气片前，照了照那里的冰柱：“工作？据我们所知，你上周三下午两点到四点，并没有在工位上。你去哪了？”
德米特里愣住了。上周三？那是他去排队买黑面包的时间，因为工厂停电，所有人都放假了啊！
“工厂停电了！所有人都走了！”
“所有人？”高个子民警冷笑一声，那笑声像是玻璃划过黑板，“在档案里，那天工厂并没有停电。是你擅自离岗。而且，我们还收到了举报，你拥有一辆来源不明的外国自行车。”
德米特里瞬间明白了。这不是调查，这是勒索。或者是比勒索更可怕的东西——清洗。
他想起了尼古拉的话，想起了谢廖沙的话。在这个国家，警察不是正义的化身，而是官僚机器的零件，他们只为政权服务，不为个人服务[用户素材]。
“两位同志，”德米特里压低声音，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揉皱的卢布，这是他准备买药的钱，“我想这中间可能有些误会。这点钱……给两位买包烟。”
高个子民警看都没看一眼钱，而是用那双隐藏在帽檐下的死鱼眼盯着德米特里：“钱？你以为我们是谁？街头的小贩吗？我们要的是——忠诚。”
“忠诚？”
“对体制的忠诚。”矮个子民警突然开口，他的脸在红光下显得格外狰狞，嘴角似乎裂到了耳根，“最近区里在抓‘思想犯’。我们需要一个典型。你的邻居彼得罗夫失踪了，指标空缺。你的表现……很合适。”
德米特里感到一阵绝望。他想起了那个黑色笑话：如果你丢了东西，找警察没用，找关系才管用。但现在，显然是他的“关系”不够硬，或者他的“关系”把他卖了。
“我要打电话！”德米特里突然喊道，“我要给区党委打电话！我认识尼古拉！”
听到“尼古拉”这个名字，两个民警的动作停顿了一下。高个子民警转过头，和矮个子民警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个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贪婪。
“尼古拉？”高个子民警咀嚼着这个名字，像是在品尝一道美味，“哦，那个司机啊。他确实有点权力。但是，波波夫同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站在这里吗？”
“为什么？”
“因为尼古拉也需要指标。”高个子民警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他的父亲是个‘人民的敌人’，虽然被平反了，但档案里还留着底。最近第一书记在搞清洗，要把身边的人都换成‘纯种的布尔什维克’。尼古拉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需要献祭一个人。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既能完成指标，又不会引起太大动静。”
德米特里如遭雷击。他的表亲，那个他唯一的依靠，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把他卖给了民警局？
“不……这不可能……”
“在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矮个子民警走上前，拿出一副手铐。那手铐不是银属的，而是黑色的，上面刻着镰刀和锤子的图案，“除了死亡和税收，一切都可以交易。包括你的命运。”
就在手铐即将扣上的一瞬间，德米特里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他抓起桌上的那个茶水壶，把里面滚烫的开水泼向了民警的脸！
四、地狱的办公室与契卡的幽灵
趁着民警惨叫的瞬间，德米特里撞开他们，冲进了风雪中。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路灯发出昏黄的光，像是一只只监视的眼睛。新西伯利亚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迷宫，而他是被困在迷宫里的老鼠。
他本能地跑向了工厂。也许那里有人，也许那里能藏身。
当他气喘吁吁地跑到“红色锻压机”工厂门口时，大门紧闭。但他发现侧门虚掩着。他钻了进去。
工厂里一片死寂，巨大的机器像沉睡的怪兽。但在车间的尽头，有一间办公室还亮着灯。那是厂长办公室。
德米特里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冲过去。他推开门，大喊：“厂长同志！救命！民警要抓我！”
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人，背对着他，正在看一份文件。那个人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虽然没有军衔，但那种气势让德米特里瞬间闭上了嘴。
那个人缓缓转过身来。
德米特里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那不是厂长。那是一具骷髅。
不，不是普通的骷髅。那具骷髅穿着一身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时期的皮夹克，手里拿着一把还在滴血的毛瑟枪。它的眼眶里跳动着两团绿色的火焰。
“怠工者……”骷髅发出了声音，那是无数个声音重叠在一起的回响，“现在是1982年，但对于契卡来说，时间没有意义。只要还有人敢于逃避劳动，敢于质疑体制，我们就永远存在。”
德米特里瘫倒在地上：“你……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历史的记忆。”骷髅站起身，它的骨头架子发出咔咔的响声，“我是1917年的恐惧，是1937年的子弹，是1951年的‘寄生虫法’。德米特里·伊里奇·波波夫，你被指控犯有‘逃避现实罪’、‘私下交易罪’以及‘对体制缺乏足够的敬畏罪’。”
“我没有！我只是想活着！”德米特里哭喊着。
“活着？”骷髅走到他面前，用冰冷的枪管顶着他的额头，“在苏联，活着不是权利，是特权。只有那些完全服从体制的人，才配活着。像你这样的人，总是想走后门，找关系，这就证明你的思想已经堕落了。”
“可是……可是大家都这么做！连斯大林同志的别墅里都有进口的留声机！”德米特里绝望地反驳。
骷髅笑了，那笑声像是墓碑被推开的声音：“因为那是权力的特权。特权阶层可以享受资本主义的物质，但必须在精神上保持绝对的忠诚。而你，一个小小的钳工，既没有权力，又想享受特权，这就是——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