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9章 土地竟然是汤手山芋？（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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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公田。”
陆文昭语调平缓，却重如坠石，惊得打谷场上本就滞涩的空气瞬间凝固。
老何头，这位在赤柱村讨了一辈子生活的旧渔夫，那张被海风与烈日摧折得如黑炭般的脸上，此刻正纵横交错地写满了如临深渊的惶恐。
他那双如干裂松皮般的老茧手局促地来回揉搓，终是梗起脖子，壮着胆子从喉咙里挤出两声吆喝：
“将军！草民这辈子只认得鱼网，不认得犁铧。您给咱们分地，那是赶着鸭子下旱田，种不明白啊！”
身侧几个老者如梦方醒，忙不迭地随声附和：
“正是，正是，那土里的营生，咱们委实种不明白。”
“草民世代在浪尖上讨生活，哪能伺候得了娇贵的庄稼？”
陆文昭虚压了一下手掌，止住了嘈杂：“我心中有数。所以，你们分到的东西，与旁人不同。”
他示意方工将几张长桌一字排开，桌面上分门别类地陈列着三种物件——古拙的木牌、泛黄的地契、以及泛着墨香的工坊牌。
“打渔的，分泊位。”
他信手拈起一块木牌，正面镌刻着工整的编号，背面则深深刻入“赤柱港”三个字。
“海湾北沿，三天内我会划出一片避风岸线，每家每户皆有一段专属泊位。往后船停在那儿，不与人争斗，不惧台风侵扰，更无人敢强占。”
老何头死死盯着那块木牌，浑浊的眼中先是迸出一抹亮色，随即又飞速黯淡了下去。他佝偻着脊梁沉默了许久，再开口时，嗓音沙哑得仿佛被粗砂砺过：
“官爷……这泊位，得交多少成色的银子？”
“分文不取。”
“那……可是要按季上缴鱼获？”
“不要鱼。”
听到这话，老何头非但没有如释重负，反而像是踩到了火石般，惊疑不定地往后退了一步。
他在这赤柱的海风里滚了六十年，打了四十年的鱼，见过太多“先抛香饵，后起利钩”的官场戏码。
当年县衙发放“渔帖”时，那些官老爷同样是笑逐颜开，可不出三个月，如虎似狼的税吏便会拎着沉重的枷锁破门而入。
“官爷，”
他的声音因紧绷而显得有些尖细，
“草民斗胆问一句——这天底下断没有白吃的午餐。您今日给了泊位，既不收银子也不要鱼，那明日呢？后天呢？待到您拔营走了，换个新官坐堂，若是翻脸不认账，草民这升斗小民该找谁去说理？”
他身后，十几个渔民如林间惊鸟，齐刷刷地跟着点头，眼神中尽是怀疑。
“还有，”
老何头的声音压得极低，仿佛在忌惮着虚空中的神灵，
“草民听闻……前些日子有几艘红毛番的巨舰，被大明的战船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一头撞进了这片海。那追击的巨舰，听说通体喷火、浓烟蔽日，活像海里的精怪……”
他抬起头，眼底深处潜伏着巨大的恐惧。
“官爷，草民知晓那是大明的神舰。可草民想问——那船，能在这海面上守一辈子吗？万一哪天它远航而去了，海盗复来，官府若再像从前那般撒手不管，草民的泊位、草民的破船，乃至草民这条贱命，谁来管？”
陆文昭凝视着老何头，久久未语。
他无法给出一个万无一失的承诺，因为他深知，老何头叩问的并非“船的去留”，而是“你们是否会重蹈覆辙”——来了，给了，诱发了希望，最后又决绝地离去，将他们像弃子一般扔给下一批如狼似虎的权贵。
这不是三言两语能抚平的。
这是几十年来刻在骨头上的伤疤，唯有岁月的温养方能愈合。
但他必须开口，为这冰冷的绝望凿开一道缝隙。
“何老哥，”
陆文昭缓步上前，
“你问的这些后事，我现在给不了你确凿的回答。因为空口无凭，说了你亦不会信，你得自个儿睁眼去看。”
他从桌上拾起一块泊位牌，走到老何头面前，不由分说地塞进他那双颤抖的手中。
“这块牌子你且收着。我不取你一文钱。至于船的事，你且耐着性子等。该它巡航海疆的时候，它自然会出现在海平线上。”
老何头紧紧攥着那块木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却终究没有将其退还。
或许不是因为信任，而是因为在那卑微的一生中，他太渴望能有一处不被打扰的归宿了。
打谷场上的气氛陷入了诡异的僵持。渔民们领了牌子，神色却惶惶不安，仿佛怀揣着一颗随时会炸响的雷。
他们像捧着烫手的山芋，塞进怀里又掏出来，摩挲一番再揣回去。
老何头说得没错——泊位是给了，可明日的朝阳升起时，它是否还在？
陆文昭环视着这些惊疑不定的面孔，明白信任是一场慢火细熬。
他旋即转身，走向另一张长桌，拎起了一叠厚重的地契。
“种地的，分田。”
他的目光投向人群后方，那些始终缩着脖子、极力削减存在感的人影——那是黄泥涌村的佃农。
全岛十三个村落，渔火与耕犁交织，种地的农户不过百余家，但此刻，他们脸上的神情比渔民还要晦暗复杂。
一名五十开外的老农，姓陈，是黄泥涌村土生土长的老户。
他盯着那张象征着土地的地契，眼神却像是在窥视一条随时会噬人的毒蛇。
“官爷，”他的嗓音干枯而艰涩，“这地，草民万万不敢要。”
陆文昭面色沉静，并无愠色：“为何？”
陈老农沉默了良久，身旁有人暗暗拽他的衣袖示意谨言慎行，他却一把甩开，心一横道：“草民说句大不敬的话——这地，它烫手啊！”
他抬起头，双眼布满了猩红的血丝。
“草民在黄泥涌的土里刨了三十年食。三十年前，那地是我爹传下来的，我以为它是我的命根子。可后来呢？辽饷派下来，一亩地加征二分；剿饷跟上来，又加二分；练饷再叠上去，再加二分。朝廷在加，县衙在滚，利滚利，捐压捐。加到最后，草民种一亩地的出产，竟还要倒贴半亩地的口粮进去。”
他的声音愈发沙哑，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控诉。
“天启七年，草民实在熬干了血，只能把地给扔了，逃到赤柱给渔户当苦力。后来听说当今陛下登基，恩准广东免赋三年，草民这才敢潜回来。可回来一瞧，地还是那块地，草民却再也不敢伸手去摸了。”
他直视着陆文昭，眼底尽是悲凉：
“官爷，您今日在这儿分地、免税，确是菩萨心肠。可三年期满之后呢？您这位贵人还在不在此处？陛下还记不记得这偏远的一隅？万一换了龙椅，换了官袍，新来的官爷要加税补缺，草民找谁哭天去？难道要让草民再把祖宗的地扔掉第二次？”
话至此处，老农的声音已带了支离破碎的哭腔。
“草民扔不起了……草民已是五十有三的人了，再扔一次，就只能进棺材了。”
话音落地，周遭的农民纷纷垂首，有人甚至悄悄向后挪步，唯恐避之不及。
海风拂过，打谷场上一片死寂。
陆文昭沉默了良久，没有大义凛然的保证，也没有拍案而起的呵斥。
他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举动——他神色如常地将那叠地契收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