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0章 尘封44年！K27 次列车上的无名碎尸案（1 / 2）

从北京到丹东，有一趟老牌绿皮车，K27次。这趟车不似如今的高铁那般风驰电掣，也没有空调软卧的舒适，却是当年连接北京与东北边境的重要纽带，一趟下来，要慢悠悠地跑上十几个小时。

它从北京站始发，一路向东，途经天津、唐山、山海关，再穿过锦州、沈阳、本溪这些东北重镇，全程一千来公里，晃晃悠悠，最终稳稳停靠在丹东站。您可别小瞧这趟车，哪怕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它依旧在铁轨上正常运行，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也藏着一段尘封了四十多年的血腥秘闻。

这起震惊京辽两地的碎尸案，发生在1979年，那个没有高铁、没有网约车，甚至连私家车都寥寥无几的年代。那时候，坐飞机是件天大的奢侈事，一张机票的钱，够普通人家省吃俭用大半年，所以绝大多数人的出行，首选还是绿皮火车。火车上没有舒适的座位，没有便捷的服务，甚至连喝水都要自己带搪瓷缸子，但即便如此，每一趟列车依旧挤得水泄不通，因为那是当时最实惠、最便捷的出行方式。

时间拉回到1979年2月24号下午4点51分，北京站的广播里响起了检票通知，原本就熙熙攘攘的候车大厅瞬间沸腾起来。乘客们拎着大包小包，扛着行李卷，牵着老人、抱着孩子，争先恐后地朝着检票口挤去，生怕慢一步就抢不到座位，或是赶不上这趟车。那种拥挤的场景，想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记忆犹新，哪怕是现在，逢年过节坐火车，偶尔也能看到几分当年的影子，人挨人、人挤人，过道里、车厢连接处，甚至是座椅底下，到处都挤满了人，有座的人规规矩矩坐着，没座的人要么靠在过道边，要么蹲在地上，一路颠簸下来，浑身酸痛，却也只能硬扛。

K27次列车就这样载着满车厢的乘客和他们的期盼，缓缓驶出北京站，朝着丹东的方向驶去。车厢里弥漫着煤烟味、汗味、泡面味，还有孩子们的哭闹声、大人们的聊天声，嘈杂却又充满了生活气息，谁也没有想到，这趟看似平常的旅程，背后竟藏着一桩骇人听闻的凶案。

经过一夜的颠簸，2月25号上午8点零5分，K27次列车准时抵达丹东站。广播里响起“丹东到站，请各位乘客携带好随身物品下车”的通知，乘客们瞬间忙碌起来，收拾行李的、喊孩子的、搀扶老人的，乱作一团。大家背着鼓鼓囊囊的背包，提着装满土特产的篮子，陆续走出车厢，脚步匆匆地奔向各自的目的地，有的是探亲访友，有的是务工谋生，有的是出门办事，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抵达目的地的喜悦，没有人会留意，车厢的行李架上，还遗留着两件不属于任何人的物品。

等所有乘客都走干净，车厢里瞬间变得空荡荡的，只剩下满地的果皮、纸屑和杂物。按照规定，乘警和乘务员要上车进行全面检查、打扫清理，毕竟这趟车还要掉头返回北京，不能留下任何隐患。就在乘务员打扫6号车厢时，目光无意间扫过23、24号座位和28、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一下子就愣住了，那里放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手提包，还有一个用白色塑料布裹着的行李卷，孤零零地摆在那里，显然是乘客遗留下来的。

“哎呦，这哪个乘客这么粗心大意啊？”乘务员一边念叨，一边伸手碰了碰手提包，感觉沉甸甸的，“这么大的包裹，怎么就能忘在火车上了？”旁边的乘警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仔细看了看这两件物品，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一般乘客遗留行李，要么是小件物品，要么是匆忙之下落下的，这么大两个沉甸甸的包裹，怎么看都不像是无意间忘记的。

谨慎起见，乘警立刻拨通了丹东车站派出所的电话，把情况详细说明了一遍，随后小心翼翼地把这两件行李取了下来，送到了派出所。按照惯例，一旦有乘客报警说丢失了行李，派出所就能第一时间通知对方来领取，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件看似普通的遗留行李，打开之后，会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派出所的所长、指导员还有民警们，拿到这两件行李后，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决定先打开检查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乘客的身份信息，也好方便后续联系失主。可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灰色人造革手提包，再解开白色塑料布行李卷的时候，所有人都僵住了，脸上的表情瞬间从疑惑变成了震惊，甚至有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手提包里，装着一段被肢解的尸体，没有头，没有手，只剩下残缺的躯干和四肢，被草草包裹着，散发着淡淡的腥臭味。那一刻，整个派出所的空气都凝固了，没有人说话，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所长反应最快，立刻拿起电话，将情况紧急上报给了丹东市公安局。

接到报告后，丹东市公安局的领导高度重视，立刻带领法医、技术人员火速赶到派出所。法医和技术人员对尸体进行了初步检查，可除了确认尸体为男性、死亡时间不长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经过众人研究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这起凶案绝对不是在丹东发生的，列车刚刚抵达丹东，乘客下车后才发现尸体，凶手不可能在列车上完成杀人、分尸这么复杂的操作，更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尸块藏在行李架上而不被人发现。

那么，这起凶案到底发生在哪里？尸体又是被什么人、从哪里带上K27次列车的？这些问题，一时间成了笼罩在所有人心头的迷雾。要知道，在1979年，监控摄像头还没有普及，火车上没有监控，车站里也没有监控，检票全靠人工，更没有如今的旅客实名制，谁上了车、谁带了什么行李，根本没有任何记录可查。想要找到破案线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尸体送到列车的首发站，北京，从北京开始，一步步排查。

尸体被紧急运往北京后，北京市公安局时任刑侦处处长柯南，亲自接待了丹东来的办案人员。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柯南，可不是大家看的动画片里那个神通广大的小侦探，可他的破案能力，一点也不逊色于动画里的柯南，在当时的北京公安系统里，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经手过无数疑难杂案，经验丰富，心思缜密。

柯处长没有丝毫耽搁，立刻带领丹东的办案人员，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技术科，让技术科的主任满仓、法医志军等人，对尸体进行了更加详细、更加细致的检查，这一次，他们要从尸体上找出所有可能的线索，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痕迹，都不能放过。

经过几个小时的仔细检查，技术人员们有了一些新的发现：肢解尸体所用的工具，应该是刀类物品，切口比较整齐，能看出凶手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包装尸块的灰色人造革手提包，上面有一把红卫牌的锁，这种锁在当时的北京很常见；死者身上穿着的灰布长袖衬衫和无领针织衫，经过鉴定，都是北京本地生产的。

可即便有了这些发现，也不能就此断定，死者就是在北京被杀害的，更不能确定尸块就是从北京带上K27次列车的，毕竟，北京生产的衣物，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能买到，红卫牌的锁，也不是只有北京才有。柯处长看完验尸报告后，眉头紧锁，他知道，这是一起典型的疑难案件：死者身份不明，杀人动机不明，第一作案现场不明，凶手身份不明，甚至连尸块是从哪里带上车的，都无从得知。

但多年的刑侦经验告诉柯处长，线索往往就藏在细节里。根据目前掌握的物证分析，携带尸块的人，从北京上车的可能性极大，毕竟，死者身上的衣物都是北京生产的，手提包上的锁也是北京常见的牌子，而且K27次列车从北京始发，凶手选择从首发站上车抛尸，更容易避开众人的注意。

随即，北京市公安局正式下令，以北京为重点，全面展开侦查工作，一定要尽快找到破案线索，抓获凶手。当时，北京市刑侦总队的队长叫甄义，他接到命令后，立刻带领侦查员，联合北京铁路公安分局的同志们，展开了全方位的排查工作。他们首先找到了北京车辆段的检车员，这些人负责列车出库前的检查，或许能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

经过走访调查，侦查员们了解到，2月24号下午3点25分，K27次列车出库到站后，列车长和乘警们对各节车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座椅底下、行李架上、车厢连接处，每一个角落都检查得干干净净，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更没有发现类似的手提包和行李卷。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尸块包裹绝对不是列车出库时就存在的，而是在乘客上车之后，被人带上车的。

为了扩大线索范围，侦查员们又将访问范围扩大到了北京站的电力工区、水暖工区、邮局运转处等13个单位，广泛发动这些单位的职工，回忆2月24号下午，也就是K27次列车检票、发车前后的异常情况，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功夫不负有心人，电力工区的一名职工，名叫郭兰新，在回忆的时候，提供了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他说：“24号下午4点多，我在北京站一楼的中间大厅，看到过一个穿着深蓝色棉服的小伙子，看着二十多岁，手里夹着一个塑料布包，看着沉甸甸的，走路都有些费劲，然后他从电梯上到了二楼，朝着候车室的方向去了。当时人太多了，我也没看清楚他的脸，只能记住他的穿着和手里的包，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小伙子的神情好像有些紧张，不太自然，当时没太在意，现在想想，确实有点可疑。”

这条线索让侦查员们眼前一亮，虽然没有看清嫌疑人的面目，但至少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二十多岁、穿深蓝色棉服、携带沉重的塑料布包，而且是在K27次列车检票前，出现在北京站的二楼候车室。与此同时，北京和丹东的警方也同步展开工作，他们重点排查了乘坐K27次列车6号车厢的所有乘客，因为尸块包裹就是在6号车厢发现的，凶手很有可能就是乘坐这节车厢的乘客。

经过一番努力，侦查员们找到了6号车厢的69名乘客，逐一进行询问排查。经过核实，23号座位的乘客是一位来自沈阳的普通群众，没有任何作案嫌疑；28号、29号座位的乘客是两名军人，经过调查，两人身份清白，而且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也排除了作案嫌疑。

就在排查陷入僵局的时候，驻军某部的战士廖胜明，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况，这个情况，直接为案件的侦破指明了方向。廖胜明说：“我当时是从云南探亲回来，24号下午乘坐K27次列车，坐在6号车厢30号座位。那趟车人特别多，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我上车的时候，头顶上方的行李架已经放满了东西，我就想看看对面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能不能腾出点地方。”

“我抬头一看，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已经放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手提包和一个白色的塑料布行李卷，摆得不是很整齐，看着还有点空隙，我就想把我的行李挪上去。可我伸手一搬，才发现那两个包特别沉，根本挪不动，我用手摸了摸，里面的东西软软的，我当时还心想，应该是衣服之类的东西，不怕压，就把我的行李放在了那两个包的上面。”

“一路上，我都没发现有人动过那两个包，周围的人也都在各自聊天、休息，没有什么异常。等到了丹东，我取下自己的行李就下车了，临走的时候，我还特意看了一眼，那两个包还在行李架上，当时也没多想，以为是哪个乘客忘了拿，没想到竟然藏着这么可怕的东西。”

侦查员们一听，立刻拿出了从列车上提取的手提包和行李卷的照片，递给廖胜明：“同志，你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包？”廖胜明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肯定地点了点头：“对，就是这两个包，一模一样，灰色的手提包，白色的塑料布行李卷，我记得特别清楚，错不了。”

廖胜明的证词至关重要，他是从北京上车的，上车的时候，那两个尸块包裹就已经在行李架上了，这就直接证实了，尸块包裹就是在北京站被人带上K27次列车的，而且是在乘客上车期间，趁着人多混乱，悄悄放在6号车厢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的。

至此，经过警方的不懈努力，通过对北京至丹东沿线508名职工、170名旅客的走访询问，初步认定，碎尸包裹就是在北京被送上车的，第一作案现场，大概率也在北京。接下来，技术科的主任满仓和法医志军等人，又对尸体和包裹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检查，试图从里面找出更多能够锁定死者身份和凶手的线索。

经过详细测量和检查，他们发现，那个灰色的人造革手提包，长60厘米、宽22厘米、高28厘米，重量足足有23公斤，手提包的两边，分别印着北京农展馆和北京美术馆的图样，拉锁上挂着一把北京红卫牌的锁，这种锁在当时的北京，主要用于手提包、行李箱，很常见，但也有一定的地域性。

手提包里面，装着死者的上肢两块、下肢四块，这些尸块被一条白绿条纹的褥单子包裹着，尸块的切口处，都被人用新棉花堵住了，很明显，凶手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血迹渗漏出来，避免被人发现。尸块上还残留着灰色的棉毛裤、三角内裤，还有一块旧的蓝斜纹布料，手提包的底部，还发现了四块小塑料布，以及一块沾有大量血迹的抹布，显然，这块抹布是凶手用来擦拭血迹的。

再看死者的肢体特征：大腿外侧和小腿上，都长着浓密的汗毛，脚长23.9厘米、宽9.6厘米，最特别的是，死者的两只脚，第二个脚趾都压在第三个脚趾上面，这种脚掌形状比较特殊，算是一个明显的生理特征，或许能成为确认死者身份的关键。

而那个白色塑料布的行李卷，长70厘米、宽40厘米，重量24公斤，被装在一个白色的网兜里。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解开塑料布，发现塑料布上有一个清晰的鞋印，前脚掌是波浪花纹，脚后跟有两条凸起的花纹，这个鞋印，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塑料布的第二层，是一块紫色的旧被面子，第三层是旧棉被套，里面裹着的，是死者的躯干。

死者的躯干上，穿着一件圆领短袖针织衫，躯干的下方，垫着半张报纸和一件灰布衬衣，和之前在手提包里发现的灰布长袖衬衫，款式、材质都很相似，应该是死者生前穿的衣物。和四肢的切口一样，躯干的切口处，也被人塞了很多新棉花，显然是为了掩盖血迹。除此之外，法医还在死者的肚子上，发现了一个阑尾手术留下的疤痕，肛门处有痔疮，这些都是死者的重要生理特征。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法医判断，死者营养状况一般，皮肤比较黑，应该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或者经常在户外工作的人。死者的尸斑呈现紫红色，用手按压不褪色，尸僵已经得到缓解，结合当时的气温和列车运行时间，法医初步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2月22号左右，也就是K27次列车发车前两天。

随后，法医对死者的脏器进行了解剖检查，发现除了右肺有钙化点之外，没有任何中毒迹象，说明死者是被人暴力杀害的，并非中毒身亡。经过血型鉴定，死者的血型为AB型，而且生前患有类风湿性脊椎炎，这些信息，都为后续确认死者身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虽然尸检工作做得非常细致，掌握了死者的很多生理特征和衣物信息，但想要确认死者的身份，依旧是难如登天。在那个没有DNA鉴定技术、没有人口信息联网的年代，想要仅凭这些线索，找到一个身份不明的死者，无异于大海捞针。

既然无法直接确认死者身份，侦查员们就把重点放在了死者的遗物上，那些包裹尸块的褥单子、塑料布、棉被套，还有死者身上的衣物、手提包、锁具，甚至是沾有血迹的抹布，每一件物品，都有可能隐藏着破案的线索。侦查员们兵分多路，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北京的200多个生产、销售、批发、科研单位，请教了400多位老工人、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就是为了查清这些遗物的生产、销售、品种、质量和使用范围，从而缩小侦查范围。

经过好几天的紧张工作，侦查员们终于有了收获，逐一查清了各种遗物的来源：

捆扎碎尸包裹用的麻绳，经过鉴定，是通县黄牧场生产的，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通州区，当时的通县黄牧场，主要生产黄麻制品，这种麻绳的原料是浙江三等黄麻，而且销售范围非常有限，只针对北京市场，没有在北京之外的地区销售过。这就意味着，凶手使用的麻绳，是在北京购买的，进一步印证了第一作案现场在北京的推测。

包裹行李卷的白色网兜，从原料搭配和编织方法上，经过北京丝线厂的专家鉴定，确认是北京丝线厂的产品，而且同样，这种网兜全部销售往北京市场，外地很少能见到。

包裹尸块的白绿条纹褥单子，经过北京色织厂的鉴定，从纱织、配色、组织规格上，确认是1972年北京色织厂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北京市场，外地的销售渠道非常少。

包裹尸体用的旧棉套，经过北京市土产公司的专家鉴定，确认是机织棉套，侦查员们顺着这条线索，逐家走访了北京的机织棉套生产和销售单位，最终来到了朝阳区关东店昙花门市部。门市部的一位老师傅，仔细检查了棉套之后，肯定地说：“没错，这棉套就是我们门市部织的，我们这里生产的机织棉套，销售范围很窄，只针对朝阳区、东城区、崇文区这三个区的结合部，就连北京其他区，都很少有销售。”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点，生产厂家少，商品种类单一，每个厂家的产品，销售范围都比较固定，不像现在，商品琳琅满目，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商品都能买到。也正是因为这样，侦查员们才能通过这些遗物，一步步缩小侦查范围，锁定第一作案现场的大致区域。要是放在现在，仅凭这些普通的衣物、麻绳、网兜，想要找到线索，恐怕要难上好几倍。

大量的走访调查结果表明，这起凶案，肯定是在北京发生的，而且第一作案现场，应该是在室内，毕竟，杀人、分尸是非常复杂且血腥的操作，不可能在户外或者公共场所完成，只能在封闭的室内进行，这样才能避免被人发现。

可问题来了，第一作案现场具体在北京的哪个地方？死者到底是谁？凶手为什么要杀害他？杀人动机是什么？这些谜团，依旧没有解开。为了尽快破案，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发动全市的力量，广泛征集线索。

随后，北京市各单位都召开了保卫干部会议，在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柯南，向全市的刑警队长、保卫处长，详细公布了这起碎尸案的案情，明确了侦查方向和要求：一是对2月24号之前失踪的、年龄在40岁至50岁之间的男性，逐一进行排查，不能遗漏任何一个人；二是对外地来京上访、探亲、看病的人员，在24号之前的动向，进行全面调查，看看有没有失踪或者异常情况；三是组织人员，在铁路沿线的河沟、湖泊、荒地等地方，全面搜索死者的头部和手部，只要找到死者的头和手，就能通过面部特征和指纹，快速确认死者身份；四是向全市居民公布案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或许有人能提供一些警方没有掌握的信息；五是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通报，请求各地公安机关协助排查，扩大侦查范围；六是技术人员继续对物证进行细致检查，争取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会议结束后，全市各分县局、各单位的保卫部门，都积极行动起来，按照要求，展开了全方位的排查工作。侦查员们走街串巷，走访群众，排查失踪人员，可忙活了好几天，却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的线索，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就在大家有些泄气的时候，刑事技术处的工作人员，在对物证的再次检查中，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在包裹尸块的塑料布上，发现了几处不清楚、不完全的鞋印，经过反复分析研究，确认这些鞋印一共有两种：一种是席状花纹的，经过鉴定，是北京三羊牌布鞋的鞋印，这种布鞋在当时的北京很常见，很多老百姓都穿；另一种是前掌波浪纹的鞋印，这种鞋的款式比较特殊，经过多方调查，确认这种鞋不是北京生产的，而是外地生产的，在北京的销售范围也比较窄。

除此之外，技术人员还在塑料布的血迹痕迹是油漆。虽然暂时还不知道这些油漆的具体种类和来源，但这些发现，无疑给侦查员们注入了新的信心，这些鞋印和油漆痕迹，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只要能查清它们的来源，就能找到凶手的线索。

技术人员没有放弃，继续对塑料布进行细致检查，这一次，他们有了一个更大的收获，在塑料布干涸的血迹些字迹变得非常模糊，几乎无法辨认。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塑料布平铺好，用专业的工具进行处理，一点点清理掉血迹和污渍，经过反复辨认，终于看清了这些字迹，是两个电话号码：、，还有一个模糊的“陈”字。

有了电话号码，就有了新的突破口！侦查员们兴奋不已，立刻拿起电话，分别拨打了这两个号码。电话接通后，侦查员们表明身份，向对方询问情况，经过核实，发现这两个电话号码，都属于朝阳饮食处双井店，这是一家当时的国营饭店，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说了，在那个年代，国营饭店、国营商店是主流，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大饭店、小餐馆、火锅店。

第二天一大早，侦查员们来不及吃一顿正经的早饭，随便啃了两口馒头，喝了一杯热水，就开车赶往了朝阳饮食处双井店。来到店里，侦查员们找到了饭店的经理，向他说明了来意，询问这两个电话号码的情况。

经理听后，仔细想了想，说道：“这个号码，是我们一楼营业室的电话，这个电话除了我们内部职工使用之外，来店里吃饭的旅客、附近单位的工作人员，也经常会借用这个电话；而这个号码，是我们二楼办公室的电话，这个电话主要是我们内部职工使用，外人很少知道，也很少有外人会借用这个电话。”

侦查员们一听，心里立刻有了判断：这两个电话号码写在包裹尸块的塑料布上，而且其中一个还是只有内部职工才会使用的办公室电话，说明凶手很有可能和这家双井饮食服务店有关，要么是店里的职工，要么是经常来店里、熟悉店里情况的人。而塑料布上的那个“陈”字，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的姓氏，或者是与凶手有关的人的姓氏。

于是，侦查员们把侦查重点，放在了双井饮食服务店的职工身上。经过了解，这家店的职工一共有200多人，人数不算少，其中姓陈的男女职工，一共有12人，这就进一步缩小了侦查范围，侦查员们决定，对这12名姓陈的职工，逐一进行详细排查，重点审查他们的历史情况、现实表现、有没有作案动机、有没有作案时间。

经过几天的细致排查，侦查员们排除了11名姓陈职工的作案嫌疑，这些人要么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要么没有作案动机，要么与案件没有任何关联。只剩下一名姓陈的职工，疑点非常大，这个人，名叫陈克浩。

饭店经理向侦查员们介绍了陈克浩的情况：“老陈今年55岁，是中共党员，原籍是河北唐山丰润县。他原本是市委行政处的干部，按说前途无量，可在1967年，他被调到了区饮食管理处当保卫干部，后来因为工作不负责，经常出纰漏，在1973年，又被调到我们这个店里工作。说句实在话，这个人的品质不怎么好，作风也不正，之前还受过处分，在店里的口碑也很差。”

侦查员们一听，心里的疑点更重了，一个原本在市委行政处工作的干部，本该平步青云，前途似锦，可却一步步被降职，从市委调到饮食管理处，再调到一家普通的国营饭店，这背后，肯定有不简单的原因。而且他品质不好、作风不正，还受过处分，具备作案的潜在动机。

侦查员们立刻对陈克浩展开了全面调查，这一查，又有了新的发现，陈克浩已经离婚的妻子，刘静芝，也有很大的嫌疑。经过走访了解，侦查员们得知了陈克浩和刘静芝之间的一段不堪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