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6章 她杀夫分尸，整个上海却为她求情，凭什么？（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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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死者什么关系？

他是我男人。

为什么要杀他？

詹周氏沉默了很久。审讯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滴答滴答走针的声音。刘探长也不催她，就那么等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又低又哑：他打我。从结婚第二个月就开始打。他赌钱，嫖女人，把家里的钱都败光了，工也丢了。我饿着肚子去纱厂扛包，挣几块钱回来给他买米，他嫌少，又打我。后来我连工也丢了，房租交不上，饭也吃不上，我想死，没死成。他还在外头花天酒地，回来就呼呼大睡，我...我实在忍不了了。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调平平的，没什么起伏，像在念一篇跟自己无关的文章。可刘探长注意到她说话时两只手一直攥着衣角，攥得指节发白。

你一个人干的？有没有人帮你？刘探长追问。

詹周氏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东西，像是犹豫。几秒之后她垂下眼说：没别人。就我一个。

笔录做完了，詹周氏被带去了拘留室。她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背靠着墙，慢慢闭上了眼睛。从昨晚到现在，整整十几个小时她没合过眼，浑身的骨头都在疼。可她睡不着。一闭眼就是血。就是那把卷了刃的菜刀。就是詹云影最后那一声含混的闷哼。

她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杀了人，总要偿命的吧。也行。反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可她又想起早晨被押出来时那些人看她的眼神，厌恶的、惊恐的、幸灾乐祸的。她在心里冷笑了一声。你们懂什么？你们谁过过我的日子？谁挨过那些打？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还被人骂？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那么看我？

她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开了。不管怎么说，那口气她出了。值了。

詹周氏被抓的消息传开之后，整个上海滩像被扔进了一颗石子，涟漪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头几天是弄堂里议论，后来是街面上议论，再后来报纸一登，全上海的人都在议论。一九四五年春天的上海，已经处在抗战胜利的前夜，时局动荡，人心浮动，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可不管哪家报馆、哪条马路，人们嘴里翻来覆去说的都是同一件事，酱园弄那个杀夫的毒妇。

上海的报纸在同一个月里，几乎每家都腾出大块版面来报道这个案子。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大晚报，各家记者跟抢食似的扑向酱园弄，把八十五号那栋楼里里外外拍了个遍。弄堂口的电线杆上贴满了报纸，茶馆里说书先生都把这案子编成了段子，一天讲两回，座无虚席。人们一边嗑瓜子一边啧啧感叹：这女人够狠呐，大卸八块，啧啧啧。还有人说得有鼻子有眼：听说她砍了十三刀，一块一块的，跟剁排骨似的。

申报那篇报道写得最详细。头版头条用大字标着酱园弄毒妇谋杀亲夫，至极手段骇人令人发指，结尾还不忘加一句该妇面目凶悍，语无伦次，似有疯癫之状。报道里把分尸的细节写得清清楚楚，先砍头部，继砍额角及颈部，并连砍小腿、大腿、上股、下腰等十余刀，尸体分作八块，悉数装入白色皮箱之中。白色皮箱这四个字，就够让读者浮想联翩的了。白皮箱里装死人，那是多瘆人的画面。

这篇报道一出，当天的报纸没到中午就卖光了。报童在街头扯着嗓子喊号外号外！酱园弄杀夫案最新详情！，来往行人掏出零钱买一份，边走边看，看完传给旁边的人。一时间，全上海似乎人人都知道了詹周氏这个凶悍的女人。

可仔细琢磨下来，那篇报道里的细节经不起推敲。记者说尸体分了八块，后来审讯笔录里詹周氏自己说的是十六块。记者说是白色皮箱，实物收在证物房里的是灰色皮箱。还有那些描写詹周氏面目凶悍像疯了一样的句子，分明是添油加醋。可那时候的新闻没有后来那么严谨，报馆之间抢独家抢噱头，怎么吸引眼球怎么写。只要大框架不错，细节上有点出入，读者也没处核对去。

街上的议论也是五花八门。男人们聚在茶馆里高谈阔论，多半是骂詹周氏的。这种女人就该千刀万剐。杀了自己男人还分尸，丧尽天良啊。女人们挤在水井边洗衣裳的时候也聊，但语气里往往多了几分复杂。那大块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听说天天打老婆。就是，把人往死里逼，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不过说归说，最后总要加一句杀人总是不对的，把话题拽回安全的立场上。

到了案子发酵的第五天，申报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詹周氏另有奸夫，杀夫实为合谋。文章说据可靠消息，詹周氏在外头有个野男人，两人早就勾搭成奸，为了做长久夫妻才合谋害死詹云影。文章里甚至把奸夫的名姓都点了出来，说是同一栋楼里住的一个姓贺的邻居，外号贺大麻子。这下子舆论彻底炸了锅。奸夫淫妇四个字，比单纯的要劲爆十倍。人们自动在脑子里把这事跟水浒传里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划了等号。潘金莲也是伙同奸夫毒死了武大郎，詹周氏如出一辙。有人开始同情起詹云影来了，大块头死得冤呐，被人戴了绿帽子还送了命。

舆论的风向一偏，巡捕房的侦办方向也跟着偏了。本来就有人怀疑詹周氏那个小个子女人不可能独自杀死魁梧的詹云影，如今奸夫一说浮出水面，警方顺理成章地把贺大麻子列为头号嫌疑人。可贺大麻子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见了。问邻居，都说好几天没见着人了。有人提供线索说最后看见贺大麻子是案发那天一大早，天还没亮透，他背着个包袱从后门溜出去了，脸色慌慌张张的。警方一听更来劲了，这不是畏罪潜逃是什么？

通缉令一下，没出三天贺大麻子就被抓回来了。他其实没跑远，躲到苏州一个亲戚家去了。被抓的时候他嘴里反复念叨我没杀人，可没人信他。带回巡捕房一通审讯，他在供词里交代了他跟詹周氏确实有私情。他说詹周氏日子过得苦，他看她可怜，时不时接济她点米面钱粮，一来二去两人就有了那层关系。可对于杀夫分尸的事，贺大麻子指天发誓说跟他没关系，他那天一大早就离开酱园弄了，根本不知道詹周氏干了什么。

警方当然不会轻易信他。可审来审去，找不到任何他参与杀人的证据。凶器上只有詹周氏一个人的指纹，分尸的手法粗糙笨拙，更像是一个人慌乱间干出来的。贺大麻子没有作案时间，他那天天不亮就走了，有证人看见他坐上了去苏州的头班火车。作案动机也不够充分，虽说他跟詹周氏有私情，可詹云影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他犯不着冒杀人的风险。

案子卡在这儿了。贺大麻子不放也不行，放也不行。就在这时，詹周氏那边又翻供了。

詹周氏在审讯室里对着刘探长说了一句话，让整件案子彻底翻了个个儿。她说：贺大麻子没杀人。杀詹云影的是何宝玉。

何宝玉是谁？刘探长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个名字，有印象。何宝玉，外号小宁波，也是这一带的人，詹云影的赌友兼酒友，三天两头跟詹云影混在一起。两人关系好到穿一条裤子，詹云影去哪儿都带着他。刘探长把卷宗翻出来看，之前走访时也问过何宝玉，他说案发那天他一直在自己家睡觉，他老婆可以做证。警方当时没深究，因为注意力都放在贺大麻子身上了。如今詹周氏忽然点出这个名字，事情就又有了变化。

詹周氏这回的口供详尽得令人吃惊。她说何宝玉才是她真正的情夫，两人暗中来往有半年多了。贺大麻子不过是她用来遮掩的幌子。她还说，杀夫这件事是何宝玉提出来的，他说大块头挡了咱们的路，不除了他，咱俩没好日子过。詹周氏交代，动手前两天，何宝玉就已经跟她商量好了计划。那天晚上詹云影醉醺醺地回来，倒在床上就睡。何宝玉半夜摸进来，詹周氏已经把菜刀准备好了。何宝玉接过刀，朝着詹云影的脖子一刀砍下去。詹云影当场就断了气。之后詹周氏补了几刀，两人一起分了尸。何宝玉天亮前先走了，詹周氏留下来善后。

这番供词一出来，警方立刻把何宝玉抓来了。何宝玉一进审讯室就喊冤，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那天晚上一直在家陪老婆。可他老婆做证说何宝玉半夜出去过一趟，天快亮才回来，回来的时候衣服上有血迹。这下何宝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警方把他跟詹周氏分开审，两边各说各的，细节基本能对上。于是正式立案，以涉嫌谋杀罪名羁押了何宝玉。

小宁波是杀人犯这个消息传出去，蒋元禄又炸了一回。邻居们回想起来，何宝玉确实经常在八十五号出没，以前以为是找詹云影喝酒赌钱，如今细想，怕不是冲着詹周氏去的。有人开始编排出各种细节，有一回我看见小宁波跟詹周氏在灶间里说话，两人贴得可近了。对对对，有回半夜我起来解手，听见八十五号后门吱呀响了一声，当时没在意，如今想来就是小宁波。这些事后诸葛亮的话越传越多，何宝玉在邻居们的嘴里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奸夫。

可警方还没来得及高兴，詹周氏又翻供了。

这回她是在一次单独提审的时候，对着一个年轻巡捕说的。那巡捕问她你跟小宁波是怎么约定的，她沉默了半天，忽然抬头说：我说的那些都是假的。小宁波没杀人。那天晚上就我一个。巡捕愣了，赶紧去叫刘探长。刘探长过来又问了一遍，詹周氏还是那句话：之前说的全是编的。根本没有什么情夫。贺大麻子跟我有关系不假，可他没帮我杀人。小宁波更是半点关系没有。我为什么栽赃他？因为警察打我，逼我招个同伙出来。还有就是...我恨他。

恨他？恨他什么？

詹周氏冷笑了一声，说：我男人怎么染上赌瘾的？就是小宁波带的。他头一回去赌场，就是小宁波拉着去的。他嫖的那些女人，也是小宁波给牵的线。没有小宁波，詹云影坏不了那么快。我们这个家，就是让小宁波给毁的。

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带着一股咬牙切齿的恨意。刘探长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分辨不出她说的是真是假。可她的表情不像在撒谎。而且她的逻辑是顺的，因为恨小宁波带坏了丈夫，所以要他偿命。这份恨比任何奸情都来得实在。

警方又去走访了邻居。这回问得更细致了，好几个邻居都说，詹云影跟何宝玉确实走得近，何宝玉也确实是个赌棍和酒鬼，名声不怎么好。可要说他跟詹周氏有私情，没人亲眼见过，都是道听途说。更关键的是，案发那天何宝玉的行踪虽然有些可疑，可缺乏铁证。他老婆改了口供，说衣服上的血迹可能是杀鸡溅上的，记混了日子。何宝玉的嫌疑一点点减弱，最后还是因为证据不足放了。

贺大麻子也放了。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巡捕房的大门，长长地吐了口气。有记者堵住他追问你跟詹周氏到底什么关系，他摆摆手，什么都没说，低着头挤出了人群。

至此，警方的案卷上又重新落回了最初的结论，杀夫者，詹周氏一人。没有同伙，没有奸夫合谋，就是那个一米五几的瘦小女人，一个人拿菜刀砍死了比她高出两个头的大块头，又一个人把他分了尸。这个结论说来简单，可办案的警察们心里多少都有些别扭。现场勘查的痕迹显示，那具尸体被肢解的过程确实粗糙而笨拙，不像是有经验的人干的，反而符合一个从未杀过鸡的妇人慌乱之中的手笔。再加上詹周氏体格子小归小，人在被逼到绝路上的时候爆发出来的那股子蛮劲，谁也说不准。

案子的侦办阶段起起落落，拖了一个多月，终于要移交法院了。可这起案子的热闹还不算完，接下来在法庭上和报纸上，还有更大的戏要看。

1945年5月3日，这起轰动了大半个上海的酱园弄杀夫案，正式在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那天法院门口从一大早就挤满了人，有专门赶来看热闹的，有各报记者扛着相机等着抢镜头的，也有詹周氏娘家的远房亲戚，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听说有热闹来蹭的。法警在门口拉了一道线，拦着不让闲人往里进，可门口那条马路还是被围得水泄不通。

詹周氏被带进法庭的时候，旁听席上齐刷刷地站起来一片人，伸着脖子往犯人栏里瞅。她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灰布囚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脑后扎了个鬏。脸上的血迹早就洗干净了，可额头那道疤还清清楚楚地留着。她站在那里，背挺得直直的，跟旁边那些缩着肩膀的犯人全然不一样。旁听席上有人小声嘀咕：看着也不像那么狠的人呐。旁边立马有人怼他：你懂什么，越是这样的越毒。

审判长敲了法槌，法庭安静下来。检察官念起诉书的时候，把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从詹周氏的身世说到婚姻，从家庭矛盾说到杀夫分尸，最后以故意杀人罪对她提起公诉。念到分尸那一段时，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詹周氏站在犯人栏里，一直低着头，脸上的表情淡淡的，像在听别人的事。

轮到她陈述了。她的声音不大，带点沙哑，可一字一句都清楚。她从头开始讲，讲她九岁被人从丹阳带到上海，讲她当丫头的那十几年，讲主人家做主把她嫁给詹云影，讲结婚之后詹云影是怎么一天天变了的。她说：我嫁过去头两个月，他对我还不错。后来就跟外头的女人不清不楚了，又迷上了赌博。钱输光了就回家找我要，我不给就打。有一回把我打得在床上躺了三天没下来。我去纱厂做工，他嫌我抛头露面，又打。工丢了之后我们连米都买不起了，房租也欠了几个月。二房东天天催，我没办法，我也去死过，没死成...

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抬起了头。法庭里安静极了，几百个人的地方连咳嗽声都没有。她接着说：那天晚上我跟他商量，把家里剩的东西卖了去摆个摊，好歹挣口饭吃。他不答应，还骂我，说我没本事。我看着他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样子，心里的火就压不住了。那火攒了多少年了，我自己也数不清。等我回过神的时候，我已经拿着刀站在他边上了...我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不过了。谁也别过了。

她说完这些话，法庭里安静了好几秒。然后旁听席上忽然有人带头鼓起掌来，是几个年轻的女人。法警赶紧出声制止，可那几个女人眼里的光挡都挡不住。审判长皱了皱眉，又敲了一下法槌。

接下来是辩护律师发言。法院替詹周氏指定的律师是个中年男人，姓陈，在上海律师界有点名望。他站起来发言的时候声音铿锵有力，核心观点就一个，詹周氏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和精神压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失控杀人，主观恶意不深，属于激愤杀人，应当从轻判决。他还引用了当时国际上已经兴起的一些关于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理论，说詹周氏的心理状态在案发时已经处于崩溃边缘，不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检察官当然不认同。他反驳说，无论前因如何，杀人分尸的行为都极其恶劣，已经超出了的范畴。詹周氏在杀人之后冷静地肢解尸体，试图毁灭证据，说明她当时头脑清醒，完全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而且这种罪行在传统伦理中罪加一等，不严惩不足以正风气。

双方你来我往辩了大半天。旁听席上的人听得津津有味，有的支持律师，有的支持检察官，小声议论的声音一直没断过。到了下午，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休庭之后詹周氏被法警带出去的时候，路过旁听席，她忽然侧过头朝那排刚才鼓掌的年轻女人看了一眼。那一眼里什么都没有，就是空的，像一口枯井。那几个女人被她看得愣了一下，等人走了才小声说：她看我们呢...那眼神怎么那么吓人？

五天之后，判决下来了。上海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詹周氏犯故意杀人罪，处以死刑，剥夺公权终身。作案工具菜刀一把没收。判决书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全文刊登，当天卖报的嗓子都喊哑了。有人拍手称快，说罪有应得；也有人叹气，觉得判重了。可不管怎么议论，法律就是法律，死刑判决意味着这件事基本定了。除非她上诉，否则等到核准之后，就是枪毙。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这案子也不过是民国上海滩又一起凶杀案罢了。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舆论的风向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变化的起因是几篇文章。头一篇出自女作家苏青之手。苏青在当时的文坛上名气不小，跟张爱玲齐名，笔锋犀利，专写女性题材。她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杀夫者辩》的文章，从头到尾替詹周氏说话。那篇文章写得很妙，开篇就说：世人但见妇杀夫，便曰毒妇，曰淫妇，曰天理不容。然此妇何以杀夫？夫何以至此？无人问也。接着她把詹周氏的经历说了一遍，每一桩每一件都写得清清楚楚，末了抛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杀一人者固为罪，逼人至于杀夫者，其罪几何？

这篇文章一出，骂的人多，可点头的人也不少。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应苏青的观点，说詹周氏其实是封建婚姻制度和家暴的牺牲品，与其说她是罪犯，不如说她是受害者。那些反驳苏青的人骂她是替杀人犯张目，苏青也不含糊，紧接着又写了一篇《我与张爱玲》，表面上谈文坛往事，实际把那些骂她的人讽刺了个遍，说你们如今骂詹周氏，当年骂潘金莲，骂来骂去不过是怕女人罢了。

另一位加入论战的是关露。关露在文坛上的地位不必多说，她还有个特殊的身份，红色间谍，不过那时候知道的人不多。关露写了一篇《詹周氏与潘金莲》，把两件事放在一起比。她说，同样是被迫嫁人，同样是婚姻不幸，同样是与外人有了私情，潘金莲被文人们翻案翻成了爱情烈士，詹周氏却被骂成。凭什么？因为潘金莲是虚构的，大家尽可以寄托同情；詹周氏是真人，真人就要承担现实的审判。她最后写道：倘若潘金莲活在一九四五年的上海，她的遭遇未必好过詹周氏。而詹周氏若活在施耐庵笔下，恐怕也要被写成另一个潘金莲。说到底，女人从来都是被人写、被人说、被人判的，几时轮到她们自己开口呢？

这两篇文章把舆论彻底搅浑了。原本一边倒的骂声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同情之音。那些同情詹周氏的人，多半是女人，也有不少年轻的男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在报纸上写读者来信，在茶馆里辩论，在大学的教室里讨论这个案子。有人把詹周氏比作封建礼教最后的祭品，也有人干脆喊出了詹周氏无罪的口号。

与此同时，苏青和关露还在背后做了另一件事，她俩联合了几位社会名流，替詹周氏请了新的辩护律师，向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上诉的理由写得很充分：第一，一审忽略了对詹周氏长期受虐事实的认定；第二，量刑未充分考虑其案发时的精神状况；第三，在程序上也存在瑕疵，比如关键证人的证词前后矛盾未予核实等等。这份上诉状写得有理有据，在法理上站得住脚，在人情上也博得了不少同情。

更妙的是，苏青她们还想了个，让詹周氏了。这个计划的具体操作如今已经说不清了，只知道有一位外国的修女嬷嬷出面，给詹周氏做了，然后出具了一份证明，说詹周氏有孕在身。按照当时的法律，孕妇不能被处以死刑，要等分娩之后再执行。这份证明交到法院，死刑执行就被暂时搁置了。后来有没有人查验过真假？查验了，可那位嬷嬷的证明写得滴水不漏，再加上法院那边也有人同情詹周氏，这事就含含糊糊地过去了。整个上海都知道詹周氏怀了孩子，可这孩子是谁的、到底有没有，没人能说清楚。

詹周氏从死刑变成了死缓，又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她在狱中听说了外面那些替她说话的文章和那些奔走相告的人们，沉默了很长时间。她识字不多，那些文章的内容是狱警念给她听的。她听完之后没哭也没笑，只是翻了个身，背朝着铁栅栏，过了好久才说了一句话：她们为什么要帮我？我又不认识她们。旁边的人答不上来。可詹周氏自己后来想了很久，隐约明白了，那些人帮的不是她詹周氏，是她们自己。她们在她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那些被家暴而不敢吭声的女人、那些嫁错了人却离不了婚的女人、那些在男人拳头底下活了一辈子的女人，她们把詹周氏当成了自己的替身。詹周氏做了她们不敢做的事，所以她们要替她活下来。

舆论的逆转还带来一个意外的效果，詹周氏在监狱里的待遇好了一些。看守对她客气了，送饭的多给半勺菜，放风的时间也长了。同监的女犯们一开始都怕她，后来熟了，就围着她问东问西。你真的把他切成八块了？那刀砍下去的时候你怕不怕？詹周氏不爱搭理这些，可架不住人家天天问。后来有人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十三刀，传出去之后整个女监都知道她这号人了。詹周氏听见那外号的时候脸拉得老长，跟那人说再叫我就揍你。那人缩缩脖子不敢叫了，可私底下还是叫，只不过不当着她面叫了。

这一年夏天来得特别早。五月还没过完，监狱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就开了满树白花，香味一阵一阵的，飘进牢房里。詹周氏坐在靠窗的位置，眯着眼睛看那一树的白。她想起小时候在丹阳，村口也有这么一棵老槐树，夏天的时候她在树底下乘凉，听大人们唠家常。那时候她娘还活着，有一回拿槐花给她蒸了糕吃，甜甜的，满嘴都是花香。她想不起来那糕是什么滋味了，可那股子香气还在鼻子里。

那是她这辈子为数不多的甜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上海的那天，整座城市都疯了。人们涌上街头，放鞭炮的、撒纸花的、敲锣打鼓的，到处是欢呼声和哭声。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所有中国人都长长地吐出一口恶气。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赦，用来庆祝胜利，也用来笼络人心。

大赦令一下，监狱里那些符合条件的犯人都在等着减刑的消息。詹周氏当时已经被关了将近半年，眼看死刑执行在即，她心里其实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可有一天狱警忽然通知她去办公室，说上面来文件了，她的死刑被改判成了无期徒刑。詹周氏听完，人愣住了，半天没说出话来。旁边的女犯人推了她一把，她才了一声，退出去的时候腿是软的，走到楼道拐角扶着墙弯了好一会儿腰。

从死刑到无期，那是一条命换回来的。虽说余生都要在监狱里过，可至少还有余生。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詹周氏辗转了好几处监狱。从上海送到南京，从南京又送到苏州，后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她被转到了苏北大丰农场继续服刑改造。她在农场里的表现还算规矩，劳动时肯出力，也从来不闹事。那个曾经拿菜刀分尸的凶狠劲儿在她身上已经找不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妇人，低头干活，吃饭睡觉，不惹事也不跟人来往。农场里的人都不知道她以前是干什么的，只知道她是个从上海转来的犯人，大家私底下猜过几回，猜不出结果也就懒得猜了。

1959年前后，詹周氏在农场里刑满释放了。那时候她已经四十多岁，头发花白了大半，脸上的皮肤被风刮得粗糙发红，背也佝偻了。她站在农场的大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布包袱，里头是她这些年的全部家当，两身换洗衣裳、一个搪瓷缸、一双新布鞋。她回头看了看那扇大铁门，转身走上了通往村子的土路。

出了农场往哪去？她没地方可去。上海已经回不去了，那里没有认识她的人，再说酱园弄那档子事她也不愿意再提了。丹阳老家早就没了亲戚。她站在路口茫然了好一会儿，最后在附近一个村子里落了脚，找了间没人住的破土房，跟村干部说她想留下来过日子。村干部看她一个孤老婆子可怜，就同意了。她开了一小片荒地，种点菜，养几只鸡，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的，可好歹太平。

后来的几年，村里有个鳏夫跟她搭了伙。那人姓刘，比她大几岁，木讷老实，也不问她过去的事。两人搭伙过日子，吃一锅饭，睡一张床，跟寻常夫妻没什么两样。可詹周氏早年伤了身子，这辈子没法再生养了。她心里头一直空着一块，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就跑过去逗，抱在怀里不肯撒手。后来村里的年轻人管她叫，她听着那称呼，眼睛就弯成了月牙。

她认了好几个干女儿干儿子。都是村里那些爹娘忙顾不上管的孩子，她帮忙看着，给他们做饭、缝衣裳、讲故事。那些孩子不知道这个笑眯眯的年轻时干过什么事，只知道她蒸的槐花糕好吃。每年春夏之交槐花开了，她就踮着脚去够树枝上的花，摘下来洗净了拌上面粉蒸，满屋子都是甜丝丝的香气。孩子们围在灶台边等，她一边掀锅盖一边说别急别急，都有份。看着那一张张馋嘴的小脸，她就想起很多很多年前丹阳村口那棵老槐树，想起她娘给她蒸糕的那个下午。

后来村里的幼儿园缺人手，大队干部看詹周氏喜欢孩子，就让她去当阿姨。她每天早上去开门，把教室扫得干干净净，等着孩子们一个个被送来。她给孩子们念小人书、教他们唱儿歌、谁摔了磕了就赶紧抱起来哄。那些小娃娃在她面前叽叽喳喳的，她从来不嫌烦。有一回一个小女孩趴在她膝盖上问：詹婶，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呀？她愣了一下，摸摸女孩的脑袋说：詹婶以前呀，是个做酱油的。小女孩信了，追着问酱油怎么做，她就编了些故事糊弄过去。

这份工她干了好多年，一直到退休。退休之后大队还给她发点补贴，日子不算宽裕，可也够用了。村里的左邻右舍对她都不错，逢年过节给她送点米面油，她生病了有人帮着请大夫，下雨天有人替她收衣裳。她在村里住久了，谁也记不得她是从外头来的，只当她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

只是有一件事，每年的三月二十号那天，詹周氏都会一整天不开口说话。她把门关起来，谁叫也不开。孩子们那天找不到她，急得趴在门缝上喊詹婶詹婶。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她又笑眯眯地站在那儿，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孩子们扑上去抱住她的腿，她弯腰一个一个地摸脑袋，手心里都是汗。

到了1990年，詹周氏已经是快八十岁的老太太了。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可精神头还行，走路不用拄拐，还能自己去菜地里拔萝卜。有媒体记者辗转找到了她，扛着摄像机来村里拍她。她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手里剥着豆子，面对镜头不躲也不闪，就是话少。记者问她当年的事，她摆摆手说记不清了，太久了。记者又问她对杀夫这件事后不后悔，她剥豆子的手停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后悔有什么用？人都没了。那时候没办法，真没办法。说完又继续剥豆子，一颗一颗的，慢悠悠的，神情安详得像一尊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