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9章 新芽萌雪夜（2 / 2）
“可总兵明确要求，蒙学教材首要让孩童能懂。”李默坚持，眼神清澈而固执，“《千字文》虽好，但‘玄黄’‘洪荒’这些词，孩童确实难以理解。不如改成‘天是青的，地是黄的，世界很大很古老’？虽然直白，但意思到了。”
“这……这成何体统！”归庄拍案而起，“蒙学之书，贵在文雅，贵在传承。若都改成大白话，孩童还能学到什么？文字之美，音韵之妙，都不要了？”
争执声引来隔壁的杨廷枢。他放下手中的律法条文，走过来拿起稿子看了看，沉吟片刻：“玄恭，我觉得小李说得有理。”
归庄愕然：“维斗，连你也……”
“你听我说。”杨廷枢正色道，“启蒙之书，首要明理，次第才是文采。《千字文》确实文字优美，但孩童启蒙，第一要务是认字、懂理。若一开始就用深奥的文字，孩童听不懂，学不会，反而挫了兴致。不如我们重新编一套蒙学教材，从最简单的字、最浅显的道理教起，等孩童有了基础，再学《千字文》《百家姓》不迟。”
归庄沉默良久，在房中踱步。窗外飘着细雪，院中腊梅凌寒绽放。他想起总兵府花厅里李健说的话：“我要的不是只会背诵‘民为贵’的书生，是真正能让‘民为贵’的干吏。”
教育，不也是如此吗？要的不是能背经典的书呆子，是能明理、能做事的实用之才。
最终，他长叹一声，坐回案前：“罢了，就按总兵的意思办。不过……文字虽浅，道理要深；形式虽简，内容要实。我们重编一套《新蒙学》，从‘人、手、足、口、耳、目’这些字教起，从‘父母爱子，子女孝亲’这些理讲起。”
陆圻的进展最快。让陆圻感动的是，总兵府不仅派来两个年轻医学生给他做助手，还送来一套崭新的医疗器具——银针、小刀、镊子、绷带，甚至还有几副老花镜......
“陆先生，”一个叫孙济的医学生说，“总兵交代了，您有什么需要尽管提。总兵还说，希望您能编一套医书，把您的医术传下来，培养更多医者。药材、纸张、雕版，官府全力支持。”
“编医书？”陆圻一愣。在江南，医者多是家传秘术，传子不传女，传徒留一手，生怕外人学了去。他陆家世代行医，也有几手绝活从不外传。而这里……
孙济似看出他的犹豫，诚恳道：“先生，总兵常说，好医术不该藏私，该让更多人学会，救更多人。西北这么大，百姓这么多，光靠几个名医怎么够？若能培养成百上千的医者，哪怕每人只学会治几种常见病，也能活人无数啊！”
陆圻眼眶发热。他行医半生，见过太多百姓因病致贫，因贫致死。很多时候不是病不能治，而是请不起医，买不起药。若真能有成千上万的医者散布乡间……
“好！”他重重点头，声音有些哽咽，“我编！把我陆家三代行医的经验，把我这半生所学，全都编出来！不仅要编，还要用白话写，让识字不多的人也能看懂！”
黄淳耀在关中书院任教，起初颇不适应。他的学生中，有锦衣华服的士绅子弟，有粗布衣裳的农家子，甚至还有两个穿着工装、手上带茧的工匠子弟。几十个学生坐在一堂，年龄从十五六到二十出头不等，背景天差地别。
讲课时，他习惯性地引经据典，用典深奥，追求义理的阐发。几天下来，他发现那些士绅子弟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而那些平民子弟却一脸茫然，有的甚至开始打瞌睡。
课后，一个叫赵大壮的农家子弟怯生生地留在最后，等他收拾书本时，鼓起勇气问：“先生，您刚才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什么意思？学生愚钝，没听明白。”
黄淳耀放下书，耐心解释：“‘喻’是明白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君子明白的是道义，小人明白的只是财利。”
“那……什么是道义？”赵大壮追问，眼神真诚而困惑，“我爹常说，种好地，交够皇粮，养活一家老小，就是本分，就是道义。这算小人还是君子？”
黄淳耀怔住了。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在他过往的认知里，道义是忠君爱国，是仁义礼智信，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种地交粮、养家糊口……这是生存的本能，是百姓的日常，能与“道义”相提并论吗？
另一个工匠子弟，叫铁蛋的，也凑过来问：“先生，我爹是铁匠，打铁赚钱养家。这是‘喻于利’吗？可他不赚钱，我们全家就得饿死。这不对吗？难道要饿死才算是君子？”
这些问题，黄淳耀竟一时答不上来。他学了一辈子圣贤书，注释背得滚瓜烂熟，辩论时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可从未有学生这样问过——从最朴素的生存实际出发，追问圣人之言的现实意义。
当晚，他心绪不宁，去拜访顾炎武。顾炎武正在灯下校勘书稿，见他来，放下笔：“蕴生，看你神色，是有困惑？”
黄淳耀将日间之事说了，苦笑道：“宁人兄，我教书二十年，从未如此窘迫。这些孩子问的问题，看似简单，却直指根本。我竟不知如何回答才算妥当。”
顾炎武听后笑了，给他倒了杯茶：“蕴生，你终于遇到真问题了。这是好事，说明那些孩子在思考，不是死记硬背。圣贤书是好的，但后世注释僵化了，把活生生的道理变成了教条。”
他顿了顿，缓缓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注解说，君子晓得义理，小人只晓得财利。这个解释，放在士人身上或许合适，但放到百姓身上，就不通了。百姓要生存，要养家，不求利怎么活？难道饿死才是君子？”
“那该如何解释？”黄淳耀急切问。
“总兵重新注释过这句。”顾炎武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新学纲要》，翻到相应篇章，“你看这里：君子明白大义，所以不取不义之财，不见利忘义；小人只顾私利，所以可能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百姓劳作求生，赚的是辛苦钱，是正当之利，不是小人。官员贪污腐败，士绅盘剥佃户，那才是不义之利，那才是真正的小人。”
黄淳耀接过书，细细阅读。注释不仅重新解释了原文，还列举了大量实例：农夫种地交粮是义，地主加租盘剥是不义；工匠凭手艺赚钱是义，奸商以次充好是不义；官员清廉为民是义，贪赃枉法是不义……
“原来如此……”他恍然大悟，心中豁然开朗，“圣人之言，本为济世。若解释得百姓无法遵循，那一定是解释错了，不是圣人错了。”
“正是。”顾炎武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蕴生，教书育人，不是灌输教条，是启发思考。那些孩子问你，说明他们在思考，在将圣人之言与自己的生活对照。这是天大的好事！你要做的，不是给他们标准答案，是引导他们自己寻找答案。”
从此，黄淳耀彻底改变了教学方式。他仍讲经典，但每讲一句，都会问学生：“这句话在你们生活中，是什么意思？”
他会让学生举例，会组织讨论，甚至会带学生到田间地头、工坊集市，观察实际，再回头理解经典。课堂渐渐活跃起来。那个农家子弟赵大壮甚至敢和他争论了。
这日讲《论语》，说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黄淳耀按照新注解释：“百姓认可的事，就让他们去做；不认可的事，就要让他们明白道理，然后再做。”
赵大壮举手，得到允许后起身道：“先生，我觉得这样解释才对。百姓若不知道理，怎么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官府让修水渠，若不说清修渠的好处，不说清怎么修、谁来修、修好了怎么分水，百姓可能觉得是劳役，不愿出力。但若说清楚了，修渠能浇地，能增产，家家受益，百姓自然愿意干。”
满堂皆惊。这种解读虽与传统的“百姓愚昧，只能驱使，不能让他们知道太多”截然不同，但细想之下，竟更合情理，更有效果。
黄淳耀没有驳斥，反而鼓励：“说得好！那依你看，这句话还有没有别的理解？”
赵大壮想了想，大胆道：“也许……也许该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认可的事，就让他们去做；不认可的，就要先让他们明白道理。就像我爹让我耕地，我若愿意，就去耕；我若不愿意，爹就会说‘耕了地秋天才有饭吃’，我明白了，也就愿意了。”
课堂上一片窃窃私语。这种解读前所未有，但出自一个农家子弟之口，却显得格外质朴而有力。
课后，黄淳耀将此事告诉顾炎武。顾炎武拍案叫绝：“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这种解读虽未必符合孔子原意，但思路可贵——将圣人之言与百姓生活实际结合，让经典活起来！蕴生，你的学生里，说不定要出大才！”
腊月二十，张溥终于完成了《西行见闻录》的修改稿。他誊抄了三份，一份留底，一份送总兵府备案，一份准备派人送回江南。文稿用端楷工整抄写，装订成册，封面题签：“西行漫记——崇祯十四年冬月于西安”。
傍晚时分，李健传唤他至总兵书房。书房简朴，除了一桌一椅一书架，最显眼的是墙上那幅巨大的《天下舆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标注着各方势力：大明朝廷的红色已显暗淡，李自成的黄色在中原蔓延，张献忠的橙色盘踞湖广，建虏的黑色在关外虎视眈眈，而西北则用醒目的青色标注，如一片孤岛，又如一颗新星。
李健正站在地图前沉思，手中炭笔在陕西周边画着箭头。见张溥进来，他放下笔，示意坐下。
张溥递上文稿：“总兵，这是修改后的《西行见闻录》，请您过目。”
李健接过，快速翻阅。他看得极快，但每到关键处都会停顿片刻，时而点头，时而提笔在稿边添注几个字。约莫一刻钟后，他放下文稿，满意道：“好，这样措辞温和多了。既说了事实，又不至于太过刺激。比如这里——”
他指着其中一段，“原文写‘江南赋税沉重，民不聊生’，现改为‘江南赋税本已不轻，近年因剿饷练饷叠加，百姓负担愈重’。既点出问题，又留有余地，让江南士人看了，不至于立刻反感。”
他放下文稿，神色转为严肃：“天如，有件事要告诉你。朝廷的探子，已经到西安了。”
张溥心中一紧：“总兵如何知晓？他们……”
“我们截获了密信。”李健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张溥，“是锦衣卫北镇抚司发给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密令，用的是六百里的加急驿递，但在潼关被我们的人截下了。”
张溥接过信，手微微发抖。信上字迹工整冰冷，盖着鲜红的北镇抚司大印：
“……查陕西总兵李健，割据地方，擅行邪法。其清丈田亩、士绅一体纳粮，坏朝廷二百年之法度；其纵容女子公然上工，乱纲常伦纪；其令工匠子弟入学，败科举取士之制；其私办报纸，蛊惑人心……种种逆行，天人共愤。着孙传庭密查实据，罗列罪状，开春后上奏朝廷，请旨征剿，以正国法……”
每一个字都如冰锥，刺得张溥眼睛发痛。他们视若珍宝的新政，他们以为的救世良方，在朝廷眼里竟是“邪法”“逆行”！
“他们说的‘逆迹’，正是陕西新政的核心。”李健冷笑，声音里透着寒意，“在他们看来，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士绅不再特权，让女子有机会自立，让工匠也能读书……这些都是大逆不道。多么讽刺，多么可悲。”
“总兵，那我们……”张溥声音干涩。
“不必惊慌。”李健沉稳道，走到窗前，望着暮色中渐次亮起的灯火，“孙传庭要搜集‘逆迹’，就让他搜集。我们要做的，不是藏着掖着，而是把真正的西北，大大方方展现给天下人看。”
他转身，目光如炬：“天如，你的《西行见闻录》就是第一炮。我要你派人，不仅送回江南，还要抄送北直隶、山西、河南、湖广……让天下士林都看到，西北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
“这……风险太大。”张溥忧虑道，“若被朝廷查获，必是重罪。送信的人也危险。”
“做什么事没有风险？”李健反问，声音铿锵，“若因怕风险就不做事，那什么都做不成。朝廷要污蔑我们，我们就要为自己正名；朝廷要封锁消息，我们就要让真相传遍天下。真相，就是最好的武器；民心，就是最坚固的城墙。”
他走回书案前，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几个名字：“送信的人要绝对可靠，路线要隐蔽多变。信送到后，不要立即返回，要留在当地，观察反应，收集情报。我要知道，各地士林看了《见闻录》后，是什么态度——谁是支持者，谁是反对者，谁是观望者。这些情报，对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至关重要。”
张溥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不安：“溥明白了。这就去安排。”
“等等。”李健叫住他，从怀中取出三枚小小的铜牌，上面刻着复杂的纹路，“这是总兵府的密符，给你的信使带上。若遇紧急情况，可向当地我们的人求助——客栈、商号、甚至寺庙，凡有此纹饰处，皆可信赖。”
当夜，张溥回到文宣司，挑选了三个最精明可靠的随从，都是跟随他十几年的张家老仆：张福、张禄、张寿。三人皆四十上下，识字，机警，对张家忠心耿耿。
他将三人召至密室，详细交代任务。三份《西行见闻录》用油纸仔细包裹，分别缝进三件棉袄的内衬中。三条路线：张福走河南，经徐州至南京；张禄走山西，经太原至北京；张寿走湖广，经襄阳、武昌至南京。
“记住，”张溥郑重嘱咐，目光扫过三人，“信在人在。若遇盘查，宁可毁信，不可落入他人之手。送到后，不要急着回来，在那边住下，观察动静，再设法传递消息回来。”
“老爷放心。”张福代表三人躬身，“小的们跟了老爷半辈子，知道轻重。就是把命丢了，也不会让信落到外人手里。”
子时三刻，三个身影悄悄从文宣司后门离开，融入沉沉的夜色。张溥站在窗前，望着他们远去的方向，久久未眠。他知道，这三封信一旦传出，必将掀起惊涛骇浪。江南士林会震动，朝廷会震怒，朋友会反目，亲人会不解……而陕西，将被彻底推向风口浪尖。
但他不后悔。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他想起了李健的话：“总要有人开始走，总要有人去尝试。也许我们会失败，但至少我们试过了，至少我们为后来者蹚出了一条路。”